1.城市间失衡^[1]

我国大型城市的商业规模和发展水平较大幅度地领先于中小城市。在我国的全部城市中，4个直辖市的商业规模最大，平均年批零贸易交易额接近3000亿元；15个副省级市年交易额近1400亿元；地级市年交易额仅有157亿元；县级市年交易额最小的辽宁灯塔县仅有452万元，最大的江苏省江阴县139亿元。从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商业发展水平和市场功能来看，其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城市具有较强的商品集散功能，在全社会批发零售贸易总额中，近50%的批发销售额和45%的零售交易额是在大城市市场中实现的，这说明大城市的商品市场集散功能较强，一般是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商品交易集散地和贸易中心；而中小城市商业的经营活动更符合本地市场的要求，是本地化的市场。二是大型城市的商业设施条件更加完善，服务功能更强。例如，从商品交易市场的经营环境看，封闭式市场在大城市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初级形态的露天市场在中小城市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反映出大城市的商品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完善，市场功能更加全面。三是大中型城市商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现代化程度较高，特别是以连锁经营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方式发展迅速。2003年上海、深圳、北京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连锁率分别达到45%、40%和24%，远高于全国5%左右的平均水平。

不同层次城市的零售业态结构显示出相当的差异性。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核心市场，到2003年底，已有多种商业业态，其中新型零售业态发展明显较快。2003年上海大卖场、连锁超市和便利店的市内网点分别达到86个、1540个和4119个，市场份额已经接近35%。而第二、三层次城市新型零售业态的发展水平和规模明显落后于上海，如南京和扬州连锁超市和大卖场的市场份额仅为11%和16%，而传统业态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仍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2.城乡间失衡

农村商品市场交易额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城市交易额的增长率，城市商品市场年平均交易额增长率为26.15%，而农村市场年平均交易额增长率仅为17.83%，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任保平，2011）。(www.daowen.com)

城乡之间不论是批发业还是零售业，基础设施差别都是非常大的。城市商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好、数量多，现代化程度高、功能完善，业态结构先进、网点布局合理；而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批发业和零售业的设施简陋，而且业态结构处于原始状态，多以粗放式的农村集贸市场为主，网点少（任保平，2011；刘根荣，2011；郝爱民等，2011）。

3.内外贸失衡

我国流通企业在内外贸交易中占比极低，近几年零售及批发限额以上企业合计占比仅15%左右。大量进出口交易依靠小型企业，甚至微型企业自行完成。金融危机以来，内外贸转换不畅，反映出我国流通企业体量小，没有承担起大批量信息中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