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方向上做出奠基性工作的是Stigler（1961），他通过构建“固定样本”模型解释了消费者搜寻同质产品时的最优行为：设定消费者事前不知道每家厂商设定的产品价格，但拥有相关的价格分布概率，消费者在搜寻之前先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权衡确定一个最优搜寻次数n，并在获得全部n家厂商的报价后再向报价最低的厂商购买商品，这一模型由于忽略了消费者在搜寻过程中的信息积累对初始确定的搜寻次数n的影响而受到诟病，包括Rothschild（1973）和Wolinsky（1986）在内的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变消费者搜寻次数固定的假设条件，从理论上分析了消费者在“连续搜寻”过程中预期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权衡对其最优寻求次数的影响。相关实证检验（Punj和Staelin，1983）也证明消费者的搜寻次数确实会随着搜寻成本的增加而减少。

但更多学者似乎并不满足于求解消费者的最优搜寻次数，他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搜寻成本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例如，Stahl（1989）构建了一个有限数量的同质厂商与异质消费者的博弈模型，设定一部分消费者拥有关于产品价格的完全信息，另一部分消费者则有一个固定的搜寻成本，则模型存在唯一的混合策略对称纳什均衡，随着存在搜寻成本的消费者比例从0增加到1，纳什均衡价格也将从完全竞争价格逐渐变化到垄断价格，即社会总搜寻成本的增加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厂商垄断地位的形成与消费者福利的降低，而这又对应着消费量的减少。之后的一些研究（Cason和Friedman，2003；Cason和Mago，2010）在实验条件下对Stahl（1989）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发现结果与理论预期非常吻合，即社会总搜寻成本越低，则产品均衡价格越低，消费需求也会随之增加。(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