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价格系数与自价格弹性

表4-2显示，从消费品价格上升对自身消费份额的影响来看（对角线上的黑体数据），8类日常消费品均不存在负价格效应，其中正效应结果显著的有食品类、家庭设备类、居住类和杂项类消费品，其自价格系数在1%上显著，均为正值。这表明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居住自身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其支出比例的上升，即随着这些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其消费份额会随之上升，这些消费品存在刚性需求，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表4-3给出的自价格弹性来看，食品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从1998的0.78下降到2010年的0.7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从1998的0.50下降到2010年的0.39，居住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从1998年的0.64上升到2010年的0.66，这表明食品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对价格的敏感性在降低，居住的价格敏感性有所上升，这说明食品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必需品特征更加明显，而居住虽然也是居民消费的必需品，但由于居住价格上涨太多导致居民的价格敏感性上升。

表4-2　价格系数估计结果

注：*为10%显著性水平，**为5%显著性水平，***为1%显著性水平。

表4-3　自价格系数估计结果

与以往研究相比，自价格系数的估计出现显著差异的是衣着类消费品。根据袁志刚等（2009）的研究，衣着类消费品的自价格系数为显著的-0.03278，而本书得出的结果是不显著的正值。这说明在以前，当衣着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会明显有意识地降低对衣着类的消费支出比例；而我们估计的系数为正值，说明当衣着价格变动时，人们会调整对它的需求来稳定其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衣着类在袁志刚的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享受型消费品的性质，而在我们的估算结果中，它是介于享受型与必需品之间的一种状态。由于人们越来越追求衣着的个性化、多样化，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更加追求品质，衣着类消费品或许已经不能单纯地被当作必需品来处理了。

从表4-2和表4-3同样可以看出，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自价格系数虽然为正，但自价格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类别的消费品具有一定的“享受型性质”，居民消费的弹性较大。当这些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可能通过有意识地减少这些消费品的支出来稳定消费比例。从这些消费品的自价格弹性来看，衣着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基本维持在0.99左右，无明显变化；医疗保健的价格弹性（绝对值）从1998年的0.97上升到0.98；交通通信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从1998年的0.84下降到2010年的0.95；文教娱乐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从1998年的0.983下降到2010年的0.982，基本未变。这一结果与自价格系数的结果相同，均表明这些类别的消费品具有较强的“享受型性质”。

2.交叉价格系数

从本书估计的28个交叉价格系数来看，有15个系数在10%及以下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消费者在购买某一商品时，不会在所有商品间做过多的权衡。交叉价格系数为正，表明这两类商品为替代品；交叉价格系数为负，这两类商品则为互补品。为了清晰地显示商品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我们根据表4-2的交叉价格系数绘制了表4-4。可以看出，商品间的互补关系较多、替代关系较少。食品同多数其他多种商品为互补关系；衣着同医疗保健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庭设备用品同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类消费品为显著互补关系，而与文教娱乐为替代关系；医疗保健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居住为替代品，同杂项为互补品；交通通信同文教娱乐为替代品；文教娱乐与居住为互补品；居住同医疗保健为替代品，与食品和文教娱乐为互补品。

表4-4　8大类商品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www.daowen.com)

注：表内仅列出交叉价格系数显著的商品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表内左下方空白处与右上部分对称。

可以看出，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同多数商品为互补品，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同多数商品为替代品，交通通信同必需品为互补关系，同发展享受型商品为替代关系。

这个结论具有很直观的政策含义。如果某必需品的价格上升，居民会减少该商品的消费，同时会考虑增加其他必需品的支出，但由于价格上升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居民会考虑减少发展享受型商品的支出。如果发展享受型商品的价格上升，也是同样的道理。金融危机前后，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是我国通货膨胀的一大根源，而医疗教育费用昂贵也是民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只要其中一个消费大项出现问题，都会将这种负面效应外溢到其他领域，进而对总体消费产生影响。居住对其他多种商品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效应，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住房市场发展对于我国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如果我们想要保证住房市场的良好发展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就得重视解决房价高企的原因，否则房地产市场会拖累我国的总体消费需求。

必需品容易挤占其他消费品的消费，或许还有这样一种机制：尉高师和雷明国（2003）通过一个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得出，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转型所导致的居民“大额刚性支出”的上升。就我国实际国情来说，大额刚性支出主要用于“婚嫁期”对居住类和家庭设备类这样的必需品的支付。由于居民必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储蓄足够的积蓄以应对必需品的支出，这样就限制了当期的消费支出数额，从而减慢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可见，从这一角度来看，必需品尤其是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大的必需品的价格下降，能够减少居民对大额刚性支出的支付，从而增加当前可用于购买享受型消费品的支出，这样就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必需品与其他类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多为互补关系，当必需品的价格上升时，居民无法大幅度减少消费，因此就要减少对其他消费品的支出。这种必需品越是基础，对其他消费品的支付就要减少得越多，这种减少使得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减少，从而表现出该必需品与其他消费品之间的互补关系。在本书的分析中，食品和居住类消费品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对于享受型消费品而言，当价格上升时，首先减少对其自身的需求，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地减少对其他消费品的支付。当某类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上升时，它挤占了的一部分其他消费品支出中其他享受型消费品的支出，因而会表现为与其他享受型消费品呈现替代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发展需求潜力大的产业，以更好地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重视必需品，因为虽然这类消费品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但是如果其价格过高，会很容易的挤占居民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