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我们在公式（2）、公式（3）的基础上估计了3个联立方程组模型。模型1估计原始方程（2）式，也称为静态AIDS模型。模型2加入消费者习惯的影响，引入滞后一期的消费支出占比，滞后项以1997年的消费占比补充。模型3考虑地区特定效应和习惯变量，采用加法引入方式，即地区哑变量仅影响截距项，并施加齐次性和对称性约束。

本书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URE）估计上述模型，AIDS模型的优劣主要依赖均方根误差项（RMSE）来判别，并结合拟合度（R2）及似然值（ll）选择更合适的模型。表3-1显示，除模型1外的其他两个模型的RMSE值较低，R2值和ll值较大，说明这3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鉴于模型估计的系数非常多，不便于将所有3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报告，本书将根据分析的需要报告结果。从这3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消费习惯（滞后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非常显著，因此为了考察消费习惯的影响，本书报告模型3的结果（参见表3-1）。

表3-1　模型1～3拟合度比较

表3-2　支出系数估计结果

注：*为10%显著性水平，**为5%显著性水平，***为1%显著性水平。

食品的支出系数为负，分别为-0.054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食品为必需品，总消费支出每增加1%，食品消费比例减少5%。食品地区哑变量的系数在绝大部分省份都很显著，这说明食品消费的地域特色明显。从支出弹性来看，食品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0.88下降到2010年的0.85（参见表3-3），说明居民食品支出对收入的敏感度下降，说明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表3-3　支出弹性估计结果

衣着的支出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不过系数值较小，为0.0127，表明衣着消费在我国表现出发展享受型商品的特征。衣着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1.114上升到2010年的1.118，呈轻微上升趋势，这表明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在衣着消费上的支出有所增加，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居民衣着消费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如果不考虑习惯的影响，模型1的衣着消费支出系数为负，与袁志刚等（2009）的估计结果类似，但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差。根据各国衣着消费的经验来看，当衣着消费达到基本满足后，虽然服饰越来越多样化，但其消费占比已基本稳定或略有下降，如欧美发达国家在2005年前后衣着消费占比约为5%（李剑，2010）。1998～2010年期间，我国衣着消费占比先下降后上升，基本在10%左右波动，从欧美的发展经验来看，衣着消费占比应该还有下降的空间。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系数为负，为-0.0209，在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结果中的支出弹性从1998的0.75下降到2010年的0.69，这表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对收入的敏感性降低，也说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必需品。袁志刚等（2009）的研究表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系数为正，同本书结果有差异。

医疗保健的支出系数为0.088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保健为发展享受型消费品，但居民支出对医疗保健的消费影响有限。从支出弹性来看，从1998年的1.19下降到2010年的1.14，医疗保健消费对收入敏感度在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医疗保健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医疗保健对居民生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以至于对收入敏感性下降。

交通通信的支出系数为正，为0.300，系数值较大且系数较显著。这表明交通通信为发展享受型消费品。交通通信的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1.51下降到2010年的1.20，下降幅度较大，居民对交通通信的支出敏感度在下降，这说明交通通信在民众中的普及程度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必不可少的消费品。

文教娱乐消费的支出系数为-0.00249，但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对文教娱乐的支出影响不大。文教娱乐的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0.980下降到2010年的0.979，基本未变。这同上文统计性描述相符合，表明文教娱乐支出比例变化并不大。(www.daowen.com)

居住的支出系数为-0.0117，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居住为居民的必需品。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0.876上升到2010年的0.882，上升幅度较小。2010年我国居住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10%左右，而发达国家居住支出比例大都在20%左右，由于居住消费升级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杨蕙馨、吴炜峰，2009），因此我国居住消费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杂项商品和服务的系数为0.00335，其支出弹性从1998年的1.098下降到2010年的1.090，为发展消费型商品。

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类消费品的支出弹性在12年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消费品的“必需品的性质”越发突出，居民在支出的过程中对这几类消费品的需求逐渐下降。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的消费品本来就被界定为必需品，其在消费结构中比例的下降本身就代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类消费品虽被大体界定为享受型消费品，但是其本身也具有必需品的性质，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渐被越来越多地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这两类消费品支出弹性的下降表明了在1998～2010年间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经历一个更深层次的升级。医疗、教育文化及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类消费品在1998～2010年间的支出弹性变动不大。

从横向来比较，各类消费品的支出弹性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分别为交通通信（1.20）、医疗保健（1.14）、衣着（1.12）、杂项商品和服务（1.09）、教育文化及娱乐服务（0.98）、居住（0.88）、食品（0.85）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0.69）。交通通信和衣着类消费品的支出弹性虽然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但仍属于高支出弹性消费品。当居民收入增加的时候（假定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固定），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比例是不同的，具体来讲，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衣着类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比例是最高的。

另外，各类消费品支出系数的估计结果除了文教娱乐外其他均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上，这说明城镇消费支出的增加对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有显著的作用。总体来看，本书的估计结果与一般认为的各类消费品的属性一致，食品、家庭设备和居住类消费品的支出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这几类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占比会下降，而支出系数为显著的正值的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占比则会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从而在整体上体现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被认为是必需品的衣着类消费品，无论是从支出系数还是从支出弹性的变化过程来看，均体现为享受性消费品，即支出比例上升，支出弹性增大。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近年来居民衣着消费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居民在衣着类消费品上所要获得的已经远不止是满足基本需要，而是追求衣着的个性化和品质，因而在衣着的花费上反而有所上升。事实上，必需品与享受型消费品的转化并不是单向的，不只享受型消费品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变成必需品，必需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会寻求自身的升级，增加自身的品质和品牌等要素，在给消费者带来更大效用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向享受型消费品转化。除了衣着类消费品，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已经在提升食品的附加价值，通过提高食品品质和品牌，大力发展食品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食品类消费品的“必需品属性”。

上述分析可以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和居住属于必需品，交通通信、衣着、医疗保健属于发展享受型商品，但衣着作为发展享受型商品的特征不太明显。一般认为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其他大类商品中的服务项目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从我们得出的结论来看，只有交通通信消费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医疗保健有小幅度改善，而文教娱乐在我国并不是发展享受型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