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对当期收入过度敏感，意味着推动消费需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

第二，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和消费者短视及短期大额刚性支出等因素与过度敏感有关，尽管其在中国的解释力尚待进一步确认，但在理论上这些均可能导致消费者未能平滑消费，消费倾向偏低。这意味着应努力减少此类过度敏感型消费者的存在比重，如形成稳定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体如平缓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稳定就业，以及针对农业等具体部门建成可靠的运营机制和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等。

第三，流动性约束意味着平滑消费的能力受到客观限制，其政策启示是明确的，即完善金融服务，提高居民的消费平滑能力，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提高中国的消费率。

不过，现实悖论在于，消除流动性约束应发展消费信贷，但消费信贷往往并不支持当前低收入的人群，而往往在其收益决策中倾向于能获得稳定且高收入的人群。流动性约束在中国成立，意味着解除仅依靠当期收入而难以或不平滑消费的制约将提高消费，但并不能进一步预测可以提高中国的消费率（需求占比）。因为流动性约束可有几种表现：一是相对于当期和未来的消费来说当期收入低，而由于流动性约束不能通过借贷以未来收入平滑这部分消费，则改善流动性约束将提高消费率。也就是说，流动性约束对相对收入不足者成立时，政策有效。但如果问题是，对于终生收入低的人来说，是绝对性的收入不足，流动性约束的解除与否意义不大。因此，长期收入上升，才是或仍然是主要的政府决策方向。

第四，流动性约束应该更多地影响大额支出，而对中国居民而言，在大额支出中，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也可从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着手，减少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换个角度说，在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大额刚性支出会影响支出的优化。人们对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改革风险的防范预期加强，储蓄目标会不断提高，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的弹性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从这一角度看来，消除使消费者产生短视行为的制度因素以及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两个方面的举措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在家庭独立化背景下，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值得关注。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中儿童与老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这涉及对老与对小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可能对于扩大内需的影响是不同的。

第六，除流动性约束外，导致过度敏感的相关因素均提示应注意社会保障。不过，不显著或不确定的实证结果，对于通过完善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而提高消费来说，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是个问题。(www.daowen.com)

第七，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推进应能够有力地推动消费支出。

第八，中国居民消费的行为经济因素为制定消费刺激措施提供了一个新的着眼点。

【注释】

[1]1992年至2003年政府平均消费倾向下降12%，同时由于政府收入占比上升，使得政府消费率基本稳定（张全红，2009）。

[2]除关于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相关系数的检验及其结果以外，本书将一部分自称为关于流动性约束的检验，但实际操作上是关于λ系数的检验一并纳入关于过度敏感问题的研究。因为Campbel自称其λ系数检验是关于经验消费者（习惯形成）的检验，该检验是为了协调绝对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假说的。但其并未将这一检验进一步赋予其流动性约束机制的深层含义。

[3]根据调查，居民的储蓄动机可分为13类：01没有存款，11日常开销，21买电器家具等耐用消费品，31应付疾病及急用，41防老，51准备装修、建房、购房，61子女教育，71成人学习深造，81准备投资经营，91获得利息，101购买汽车，111外出旅游，121其他。将这些储蓄动机分为：日常开支账户（包括日常开销、其他），积累性账户（买电器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准备装修、建房、购房，购买汽车，外出旅游）、获利性账户（准备投资经营、获得利息）、计划性账户（防老、子女教育、成人学习深造）和预防性账户（应付疾病及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