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绝对收入假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但检验表明长期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对此，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依据终生收入最大化其消费效用，消费水平取决于终生收入水平，而与收入的当期变动无关；其储蓄是终生收入水平平滑消费的手段，即生命周期储蓄，均值为零；而消费倾向是长期稳定的，与收入水平无关，收入分配政策无效。不过，考虑了代际转移的广义生命周期假说，由于存在馈赠动机，其各类弹性值的大小，决定了消费倾向与终生收入水平的正负相关。收入再分配政策可能有效。

第一，就家庭一些基本特征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与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所不同的是，年龄结构与消费呈倒U型关系（樊潇彦等，2003；曲兆鹏等，2008），与储蓄呈U型关系（万广华等，2003）。

第二，农户受教育年限及人口数量对家电及耐用品消费正相关（荣昭等，2002；樊潇彦等，2003），可能的原因包括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预期越稳定，需要保存的应急资金越少，更有可能用手头的积蓄购买家电；人口越多，分摊的购买成本越小、效应更高（荣昭等，2002）等。少儿负担率的提高降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农调总队课题组，2003；汪伟，2008；方福前，2009）。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抚养子女越多，越需要储蓄以备支出，因而越少消费。

第三，就家庭人口年龄结构来说，袁志刚等（2000）的理论模型认为，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然结果，它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内在机制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将来的养老问题都不得不依靠数量较少的劳动力来解决，这就要求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显著的提高。而增加储蓄可以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为了保证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的理性选择就是为子女（即未来的劳动力）准备更多的资本，用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地，从理论上讲，如果储蓄规模较大，而利率又不能调整到位，投资小于储蓄的情况就可能发生。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如果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资本，资源将得不到有效的配置，这就是个人最优储蓄率偏离黄金律的表现。而他们认为信贷市场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政府参与投资以后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等因素，使得中国目前的储蓄率并不是社会最优储蓄率，降低储蓄率很可能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从一些实证结果来看，老年人口负担率与消费的关系存在正相关（方福前，2009）和负相关（农调总队课题组，2003）两方面的实证结果，并未形成袁志刚等（2000）的理论推测的支持。(www.daowen.com)

尽管实证尚未得到支持，但袁志刚等（2000）的一个重要提示是，以人力资本投资或提高资本装备为目的的储蓄，是否存在有效地转化为相应投资并获得收益的机制问题需要探讨。

另外，在家庭独立化背景下，家庭人口数量对消费的积极影响值得关注。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中儿童与老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这涉及对老与对小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可能对于扩大内需的影响是不同的。

作为总量的消费率和消费倾向的下降，需要结合人口结构情况来分析。如果生命周期特征反映为消费倾向的U型结构（或反之的倒U型结构），则总的人口结构应该是中年人口比重上升（或反之的下降）将导致总体的消费倾向下降，而实际情况是老年人比重上升。那么，这与代际转移因素导致老年人储蓄倾向上升结合起来可解释中国的储蓄倾向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