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认为，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三个部分最受关注，第一个部分是对于决策结果的感知和决策结果的制定及评价，心理账户系统提供了决策前后的损失—获益分析；第二个部分涉及特定账户的分类活动，资金根据来源和支出划分成不同的类别（住房、食物等），消费有时要受制于明确或不明确的特定账户的预算；第三个部分涉及账户评估频率和选择框架，账户可以是以每天、每周或每年的频率进行权衡，时间限定可宽可窄。因此，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它揭示了人们在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

孙凤等（2005）基于我国1997年职工生活抽样调查数据，将居民总资产心理账户分为现期收入账户、财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在此基础上，结合抽样调查划分的13类居民储蓄动机，以储蓄动机作为头脑账户的依据将其中的财产账户进一步分类为日常生活账户、积累账户、获利账户、计划账户和预防性账户^[3]。

实证考察表明，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头脑账户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社会阶层、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有着显著的关系。（1）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着居民的远见、精明程度和自控能力。文化程度越高，其计划性储蓄和预防性储蓄的比例越大，说明其在对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的把握上更加理性。（2）就业状况决定着居民的收入水平与预期，同时对居民的头脑账户和自控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若居民失业下岗，首先动用的是日常性账户，然后依次为积累性账户、计划性账户和预防性账户；若居民离退休，则计划性账户中的养老储蓄将被启动。（3）社会保障对居民的头脑账户中的预防性储蓄是一个补充，能够克服居民的不确定性支出预期，从而增加日常支出账户或积累账户。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支出结构不仅要受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还要受头脑账户的影响，其中：（1）经常性收入账户较财产账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2）尽管计划性与预防性账户对教育和文化娱乐支出有较显著的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经常性收入账户。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Thaler（1992）头脑账户理论。

贺京同等（2007）假定人们会将财富按用途划分不同的心理会计账户，并通过为心理会计账户设立支出预算来有效地发挥自控的功能。以中国人民银行2005 年第四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储蓄动机为依据，将我国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按照不同的用途划分为消费账户和保障预防性账户两大类，其中消费账户又进一步细分为当前消费账户和积累性账户。进而，提出了若干基于心理账户的消费行为假说并进行了经验性的分析：（1）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结构是决定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2）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和保障水平的高低，通过影响居民的心理账户结构进而影响消费支出。(www.daowen.com)

贺京同等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结构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的失衡引发福利和保障程度降低以及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是问题的根源。因此，当前阶段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应当从调整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的结构入手。

两项研究其实都是基于储蓄动机调查分类进行的心理账户分类，因此关于影响心理账户各因素的检验，可视为对影响储蓄动机各因素的检验。这些结论可以解读为不同动机的储蓄受到消费者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而基于这些储蓄（不同的心理账户）的不同动机，其资产（资金）对消费的关系是不同的。

基于心理账户框架的分析，应该遵照心理账户理论关于心理账户的特征展开，如账户间的替代性如何、运算规则如何，进而探讨在此框架下寻求对现实消费行为的解释。还可与多种结构及其演进问题相结合，如资产结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等。同时，鉴于其实证与储蓄动机有关，因此可与后文提到的阶段性储蓄目标及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