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理论中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行为中存在消费惯性、消费攀比等因素以致存在棘轮效应，即不可逆性。也就是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针对中国消费的有关消费惯性的检验并未一致确认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的影响，有进一步检验的必要。其中，数量不多的关于储蓄行为惯性的检验结果一致，均表明我国正相关的储蓄惯性存在（赵志君，1998；汪伟，2008）。而关于消费惯性的检验则显著性和符号等结果不一。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的考察表明，滞后期消费变动与当期消费变动不显著（万广华等，2001）。在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考察中，既有城镇居民的对数前期消费系数显著且较大的结果（田青等，2008；娄峰等，2009），也有城乡居民前期的消费增长率系数显著为负的结果（艾春荣等，2008）。

得到正相关结果的研究一般提出扩大内需要改变观念，而确认负相关结果的研究认为这一关系与跨期消费替代有关（田青等，2008），并同样提出需改变消费观念（艾春荣等，2008）。

关于消费攀比的检验结果则比较确定，包括城乡攀比性（荣昭等，2002；谢子远等，2007），即城镇正向劳动农村消费；空间关联性（马骊等，2008），即城乡消费水平受邻近省份的影响；减弱趋势的阶层攀比性（刘文勇，2005）。(www.daowen.com)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储蓄惯性如果没有对其中非对称性的考虑，则并非是相对收入假说中消费不可逆性或棘轮效应的检验。因为消费不可逆性指的是消费变动在收入增长和收入下降时的反应的不对称性。在收入增长时增长，而在收入下降时，参照过去的消费水平并不下降。同时可以发现，过度敏感性成因中的流动约束假说也认为有不对称性，这与相对收入假说的不对称性似乎具有同样的表现，如何识别，这对实证分析提出了新命题。

另外，就消费惯性而言，因为都是用滞后期变量，惯性的检验与适应性预期的检验如何区分？与此相关，存在消费惯性与否，也可从个体层面体现为消费者是“后顾”的而不是“前瞻”的。过度敏感也可能是前瞻型和后顾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消费惯性问题将与过度敏感问题相联系。

总之，相对收入假说对经济转型期的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要强于绝对收入假说，但这种解释力却又是不完全的。因为如果相对收入假说可以完全解释转型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话，那么收入分配的拉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减缓应该并未相应减少消费，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说明相对收入假说对转轨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也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