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是与Hall（1978）提出的消费服从“随机游走假说”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一理论表明：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同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在多数实证结果中，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即消费的变动会对可预期收入的变化做出反应。

结合中国经济对当期收入或预期收入（即滞后期收入、前期收入）敏感性的检验基本都是基于Campbel模型的λ系数的检验（当期消费变动与当期收入变动相关系数）^[2]。已有研究表明，λ系数在我国显著大于0，甚至大于0.5，也就是说，我国当期收入（或习惯）型消费者显著存在，消费函数是过度敏感的（孙凤，2001；万广华等，2001；王曦，2002；申朴等，2003；宋冬林等，2003；杜海韬等，2005；孔东民，2005；潘彬，2006；李永友等，2006；赵霞等，2006；臧旭恒等，2007；艾春荣等，2008；潘彬等，2009），其中，部分研究发现若城乡比较的话城市居民更敏感（杜海韬等，2005；臧旭恒等，2007），好年景时敏感性小（孔东民，2005；艾春荣等，2008；潘彬等，2009）。(www.daowen.com)

多数研究认为过度敏感源自消费者短视、流动性约束以及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谨慎性储蓄（王曦，2002；宋冬林等，2003；杜海韬等，2005）。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如，要刺激消费，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政策是有效率的；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以消除短视行为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消除短期行为（王曦，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