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综述^[2]

在近30年间，很多经济学家针对政府融资方式选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Seater，1993）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巴洛（Barro，1974）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的逻辑基础上，对李嘉图等价中有关居民消费的分析结论进行了重新表述。通过引入政府部门行为，详细研究了李嘉图等价成立的条件，即在一个具有完善资本市场的经济中，如果理性的、具有前瞻性、无限期界（或在Samuelson与Diamond所描述的有限期界、代际间存在转移的经济中），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完全准确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则政府为支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征税还是发行国债，是无关紧要的。

在经验研究方面，对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检验从两方面展开：第一，间接检验，即对有关李嘉图等价成立的理论背景以及假设条件的正确性检验，主要包括对永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如Poterba，1988；Wilcox，1989）、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如Barro，1987；Evans，1985、1987）、利他主义的遗赠动机的合理性（如Hurd，1987；Cox，1990）、流动性约束（如Cox and Jappelli，1990；Jappelli，1990）等研究结果，大多意味着李嘉图等价成立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并没有有力的经验支持。第二，直接检验，通过生命周期模型、永久收入模型或欧拉方程构造相应的消费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理论分析所包含的回归系数约束进行检验。其结果趋向是，尽管从理论和间接检验的角度来看，在现实中并不成立，但等价命题仍然可以作为分析居民消费问题的有效框架以及对现实数据的精确近似（Seater，1993）。

当政府消费成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通过消费支出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即政府消费影响着居民消费。当政府消费与个人消费呈互补关系时，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增加促进了个人消费，而当两者呈替代关系时，则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消费，从而降低了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有关政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自贝利（Bailey）在1971年首次阐述了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的观点之后，人们开始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并开展大量研究。

最近，有关政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阿曼诺和沃扬特（1997，1998）首次从理论和经验上阐述，当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大于政府与居民的期内替代弹性，政府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而当跨期替代弹性小于或等于期内替代弹性时，两者呈替代或无关关系。

2.关于中国的实证

李广众（2005）将城乡数据分为改革前的1952～1978年和改革后的1979～2002年，考察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财政支出长期是非协整的，但在其后短期具有互补性，且改革后互补性加强，但对城镇大于对农村。政府支出增加1单位，城镇居民消费将大致增加1.5～1.8个单位。潘彬等（2006）基于1995～2004年分城乡数据的考察也表明政府购买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性支出是互补关系，互补程度系数介于0.32 至0.38 之间。

杨子晖（2006）也将数据划分为改革前的1960～1977年和改革后的1978～2003年，并同样得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互补关系的结果。不过，这里进一步分析的是在永久性收入消费模型基础上，将两者的关系刻画为政府和居民的期内替代和各自的跨期替代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和居民存在期内替代，并且于改革后加强。但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在改革前后上升。最终，虽然政府与居民消费的期内替代关系在改革后进一步凸显，但由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改革后居民与政府消费仍保持着互补关系。(www.daowen.com)

李永友等（2006）基于1979～2003年数据的考察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和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与私人消费存在互补关系。他认为，流动性约束消费者的存在可能是无限决策中财政政策依然有效的原因。

贺京同等（2009）基于1978～2006年数据的考察中将政府支出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公共福利支出后发现，公共福利支出与居民消费为正向互补关系，互补程度系数为0.4左右，而非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替代程度系数为0.2左右。

该文提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其支出结构的内在比例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支出的职能作用，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比如，适当降低政府在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及行政管理费等支出中的“臃肿”部分，相应地扩大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和支出力度，健全包括失业救济、养老、医疗等在内的公共福利制度，这样，就可充分利用政府各类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尽可能地刺激消费。

3.小结

综合已有实证研究，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总体上或者至少是改革之后表现为互补关系，也就意味着这其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带动了居民支出（李广众，2005；潘彬等，2006；杨子晖，2006；李永友等，2006；贺京同等，2009）。这其中的一些更细致的研究发现，这种互补性对城镇居民更明显（李广众，2005），以及政府的公共福利性支出具有互补性，而非公共福利性支出则具有替代性（贺京同等，2009）。

对互补关系的机制有不同角度的解释，包括从其交叉效果方面进行的分析（杨子晖，2006），将政府和居民两主体支出之间的关系分解为期内替代和各自的跨期替代；以及消费者的消费预期相对于政府来说是有限的，中国居民的消费决策具有弗里德曼所称的持久决策特征的消费者不会完全中性化政府债务的未来负担^[3]，政府债券对居民具有财富效应（李永友等，2006）等。

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中国的政府支出与民间支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中国特色之处，以及在区分不同政府支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不同类的居民支出乃至不同类的居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