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磊

（1）时间：2017年3月13日至20日。

（2）地点：中国北京。

（3）会议介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于2017年3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为主题，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全球化、生态文明建设、创新驱动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4）会议摘要：当前，全球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世界处于历史性的变局中。全球经济版图重塑，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经济不平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使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在实现自身经济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紧密合作，推进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发展注入稳定要素，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017年迎来了第18届。自2000年创办以来，它为推动中外发展政策交流与国际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1.第一单元：开幕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张高丽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对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张高丽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在稳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张高丽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要共同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要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张高丽说，2017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也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除开幕式以外，大会分为“深化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结构性改革”“切实强化环境治理”“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金融秩序重建：新挑战与新愿景”五个单元。

2.第二单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单元的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主持。对话嘉宾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在本单元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之下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如何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如何把解决结构性问题与解决需求侧的问题相结合，把解决中长期问题与解决短期问题相结合，促进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增强发展动力，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改革从无坦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大转变，涉及利益格局的大调整，相当于一场攻坚战。2016年，中国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去产能。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引导过剩产能的退出，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和布局的优化。二是分类施策去库存。三是积极稳妥去杠杆。2016年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四是多措并举降成本。初步统计全年降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五是加大力度补短板，坚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在脱贫攻坚、灾后水利设施的恢复加固、社会事业创新能力、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特别对一些薄弱环节、薄弱点，加大了政府投资力度，并且汇聚了社会投资的力量，一起补这些短板。

何立峰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的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曾经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为了化解上述三大失衡，何立峰强调，必须瞄准主要矛盾，2017年将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夫：第一，着力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第二，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第三，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第四，着力防控潜在风险，坚决守住底线。第五，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中国向新常态的转型在继续。希望强调五个需要根本性改革的领域。一是促进更包容性的增长，城乡间差距扩大是一个主要的挑战。二是加快财税改革。最近出台的一些税制的改革值得称道，包括“营改增”、对高污染企业和奢侈品的税收、环境税法等。他认为，房产税和遗产税的引入也可以有助于加大财政收入，提高公平性。三是推进市场改革，促进竞争。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开放的投资和贸易体系，在这方面需要确保国内外企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另外，国企部门的改革也非常重要。四是促进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让行政的手续更简化，确保初创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融资，将有助于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五是保护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中尾武彦还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到2020年期间如何支持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着力支持四个领域：第一，更好地帮助中国管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第二，促进区域合作以及跟周边国家的一体化。第三，支持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第四，支持国内的机制和治理的改革。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16年全球增长中有35%是来自中国的贡献，未来中国依然会保持高额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或者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不同的回报。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能够从税收和财政金融改革中获益。法律制度还有产权制度的改革，更多是使中低收入国家受益，高收入国家却不大适用。贸易自由化对于低收入国家尤其有利。但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强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中高收入国家的受益是最明显的。这些分析表明，如果能够进行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效益会更加凸显。

格奥尔基耶娃称，地方政府在减税和减少行政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依然有很多的争议。从原则上来讲，市场失灵协调问题、开发新技术和创新面临的高风险，都意味着政府要发挥作用，但是实践中政府要参与多少、参与是否成功，各国都有不同的经验。

她表示，竞争依然是提升效率、推广技术和创新的最强大动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也指出，生产率增长乏力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足，这又和金融危机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1]

3.第三单元：“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结构性改革

本单元讨论由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庞巴迪公司执行董事长皮埃尔·布多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敏·纳瑟尔、万事达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安杰。

在本单元讨论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制造业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营销模式等发生颠覆，国内支撑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内国外两方面都要求中国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然而，中国制造业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从扶持政策看，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在执行时存在落实不到位问题，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高，制造业企业受惠面小；从激励机制看，充分调动创新人才积极性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从服务体系看，支持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数量还不多、能力还不强，大型科研设备和创新资源共享的程度还不够；从社会氛围来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被弱化。

为此，苗圩表示：第一，需要加快推进新材料、机器人等创新中心的建设，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第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继续实施“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的简称）、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大飞机等重大专项，加快论证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重大工程，加快车联网推广应用，努力在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制高点。

在回答外企如何参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时，苗圩表示，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新一轮发展中还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制造2025’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绝对没有关起门来搞发展的想法。”

他表示，在某些领域，中国之所以强调本国产品的自给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一些装备和产品，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政策，而中国市场又有需要，所以不得已才立足自身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这些领域，我们还是遵从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欢迎国外的企业和机构到中国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发展的成果。”

针对如何提升民间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苗圩表示，中国未来发展绝不能放弃制造业这个根本，新兴产业、新动能，除了少部分是新产业外，更多是依靠传统产业来改造升级。

他介绍，中国制造业投资大约占民间投资的60%，但2016年整个制造业投资只比前一年增长3%左右，这反映了多个问题。第一，大量社会资本找不到投资方向，而制造业又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社会资本避实就虚的现象必须改变。第二，制造业投资收益率比较低，使制造业企业赚钱后也不愿将其重新投入制造业。为此，中国政府将鼓励制造业从产业链价值低端向上端的研发设计和下端的服务发展，改善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第三，苗圩承认，现在许多领域对民间投资有壁垒，甚至在一些领域，民间投资遇到的障碍比外资还大。为此，中国政府正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这给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

庞巴迪公司执行董事长皮埃尔·布多昂表示，制造业非常重要，大约占全球GDP的15%，为此，德国在2011年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加拿大魁北克政府最近也启动了创新制造企业的战略。布多昂表示，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可以有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激励创新，鼓励企业向价值链上端转移，实现高效和高端制造；第二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培养人才，做到产学研合作；第三是中外合作，通过合资合作等来实现创新。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敏·纳瑟尔表示，沙特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重大战略，自己也有“愿景2030”，希望两国和两国企业可以合作。纳瑟尔表示，双方有三方面合作机会：第一是中国公司可以在沙特西海岸建设制造、物流、研发基地，从这些地方进入中东、北非、欧洲市场，中国公司也可以在当地利用沙特丰富的能源资源；第二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沙特可以将油气资源转化为清洁的氢能源，中国可以把煤炭储备转化为氢能电力；第三是研究石油的非燃烧利用，直接把石油转化为新材料。

万事达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安杰表示，考虑到物联网时代正在到来，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如何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系统。这包括：采用身份验证技术，尤其是推动生物特征的识别技术；将国内数据安全的标准与国际接轨，确保数据在生成、传送、存储和处理各个环节的有效保护；提高公众意识，在问题发生前，让人们意识到新技术的安全风险。^[2]

4.第四单元：切实加强环境治理

本单元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主持。发言嘉宾包括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陶氏化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利伟成，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凯飒，IBM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罗睿兰。

在本单元发言中，陈吉宁说，在各国现代化及其之后进程的不同阶段，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的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种挑战是长期的、深刻的，并给各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携手应对、分享知识经验和智慧，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安全。

陈吉宁强调，中国对解决当前突出环境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政策导向是清晰的，行动是坚决的。从绿色发展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空间布局得到优化，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2016年化解粗钢过剩产能超过6 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煤炭消费比重从2010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62%，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第一大国。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落实，13个省份划定或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总面积约65万平方千米。

陈吉宁指出，从环境治理看，中国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环境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污水、垃圾处理等既是世界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也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他透露，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都下降30%以上，全国酸雨面积已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水平，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的最高点30%左右下降到7.2%。(www.daowen.com)

陈吉宁从五个方面重点介绍了在加快推进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如何更好地通过环境管理转型和创新提升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一是系统化。陈吉宁解释，这是指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流域、区域、地上、地下、陆地、海洋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系统化包括管理体制的整体化和管理手段的综合化。

二是科学化。陈吉宁称，我们将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特别是强化科技与管理决策的深度融合。以环境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带动多学科交叉和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集成，强化关键技术的突破导向。我们也以开放的心态加强同其他地区及跨国企业的环保科技合作。

三是法治化。陈吉宁表示，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取得明显进展，各项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他还透露，要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的垂直管理改革，加强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目前已有九个省市组建了环境警察队伍。

四是精细化。精细化就是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环境管理方式，将区域流域污染类型进一步细分，落实到控制单元和网格，将各级责任分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环境监管的效率。

五是信息化。陈吉宁透露，就此，未来将在环境保护中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和融合。目前，环保部正在实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程，构建覆盖全国的环境监管执法、环境质量和重点企业在线监测、环评审批和管理、重污染天气应急会商和应对等管理平台。

利伟诚说，一个国家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相信监管对于健康和环境健康都至关重要，我们用智能的方式来进行监管，就可以找到环境和经济增长共赢的出路。

利伟诚介绍，在美国，监管成本已经成为社会的痛点。从2009年开始，联邦政府出台了600项新的监管条例，给企业带来了7 000多亿美元的监管成本。具体而言，每项规则的执行每年成本都高达1亿美元。他指出，如果没有科学的基础，监管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成本，从而抵消其本应带来的环境和其他方面的收益。

在阐述进行监管改革的必要性的同时，利伟诚强调，也要多去听取被监管企业和个人的感受和意见，用创新的方式开展工作。他建议，对大气、土壤、水都要实现零排放，是在化学品的供应链中完全可以实现的，中国可以把相关技术尽快引入中国市场，从而很好地分析化学品的风险，更好地、更科学地进行化学品管理。他称，应该遵照全球最高的标准来开展监管和执法工作，使得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凯飒则对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规划表示了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规划是很合理的，里面提到了，到2030年把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低60%～65%，问题是这个目标如何达成。凯飒表示，通过投资于高效能的、数字化的技术是可以实现上述目标的。他说，德国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跨国公司也正在纷纷助力中国的变革。

罗睿兰在发言中介绍了IBM在中国的一个名为“绿色地平线”的环保项目。这个在几年前和北京市环保局合作的项目，是利用物联网在这个城市里装一些传感器，同时用一些预测型的分析工具做污染的预报，让空气质量的预报更精准细致。她表示，这样的预测能够让环保官员采取一些措施去预防空气质量的恶化，并对空气的治理提出预案。

罗睿兰介绍，目前该项目覆盖的城市扩大了4倍，同时为367个中国的大中城市提供预测。具体操作中，通过以卫星为基础的排放数据、气象数据以及地上采集空气质量的传感器数据，来帮助政府官员更好、更有效地跟踪污染以及源头。

罗睿兰透露，对上述数据的分析显示，大概有80%的污染是由20%的污染源排放的，找到这样的源头，就可以有的放矢进行监管和制定预案，追踪污染源，甚至在发生污染之前就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她表示，我们现在看到北京的污染已经可以较为精准地锁定源头，同时迅速地提升空气质量。“我们可以看到2015—2016年微颗粒物污染物的排放已经下降10%了。”^[3]

5.第五单元：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单元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主持。发言人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隆国强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得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今天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今天出现了波折，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已经从民间上升到政治层面，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涓涓细流”逐渐形成不小的潮流。

回顾历史，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两大平行市场融合，全球化发展进入了高峰期，世界经济增长也进入了黄金期。在这段时间里，全球GDP总量增长超过3倍，全球货物出口增长超过5倍，国际投资增长超过11倍，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近2/3，这是全球化的益处。同时，全球化带来了四个方面的不平衡。

第一，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净收益最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受益人口多，但净收益总量不大；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很多被边缘化，没有能够搭上全球化的便车。第二，行业间发展不平衡。高新技术领域，高端的制造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发展非常快，传统产业却在加速衰落，传统行业就业岗位在流失。比如美国纺织业、钢铁行业衰落较快，中国农业、实体商店就业流失较多。第三，收入分配不平衡。第四，环境保护和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发达国家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的诉求和环境保护的诉求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

钱克明认为，要克服上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需要建立新型的全球化。所谓新型全球化需要具有包容性、共享性，并能够促进创新，实现绿色发展。当今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包容性不足，比如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在多边贸易谈判当中，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久拖不决，所以各国迫切需要从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起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以包容、协调、联动式的发展面对全球化的困境。共享性是指要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和国内、国际治理能力的增强，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大型的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工薪阶层，都能参与到全球化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在全球化步入下行阶段的今天，要重燃贸易和投资的引擎离不开创新，要帮助传统产业的从业人员克服创造性毁灭所带来的冲击，同时要加强发展援助和技术转移，帮助穷国跨越技术和数字鸿沟。

新型的全球化，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国技术和能力上的突破与共享，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未来，中国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会另起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做出增量贡献”。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拥抱新型全球化。

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表示，全球秩序现在遇到了挑战，美国甚至威胁说不会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而且美国总统可能会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或者是汇率操纵等借口进行报复，其他国家也会采取措施进行反制，人们担心这样的互动会导致贸易战。

既然全球化带来那么多收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呢？不仅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不满，发达国家也十分不满。他表示，全球化并不能使所有人受益，受损的主要是中产阶层和最贫穷的人口，所以反全球化的情绪会非常浓烈。除此之外，自贸协定作为受管制的贸易协定，导致市场出现了扭曲，例如它使我们无法获取便宜的仿制药，无法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此外，政府的行为也受到很多约束，政府开支能力越来越受限制，它还使缺乏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低，甚至导致失业。

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保护主义不忌讳去违背法治和规则，但它不可能奏效，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世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上述问题，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加强社会保障，而且不需要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保护伞。对中国来说，应该借此机会推进自己的开放进程，在国际法治的环境下做出应对，并且支持就业创造和基建投资。中国可以与非洲、拉美有更多的合作，支持现有国际机制和安排，弥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此外，中国已经在创造新的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已经在转型，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助国际力量加快转型，美国的政策比较短视，中国需要着眼长远，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须得到捍卫。

斯蒂格利茨称，我们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关口，全球地缘经济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立的秩序产生巨大不同。特朗普的做法加快了这种转变，增加了建立新全球秩序的紧迫性。新的全球秩序必须支持多元、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发展。^[4]

6.第六单元：国际金融秩序重建——新挑战与新愿景

本单元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在本单元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步伐加快，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变化，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所提升。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也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国际金融秩序重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风险。在此背景下，各国需要化解分歧、达成共识、加强协调，增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包容性，使各方合作共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20世纪的全球化过程，推动了很多国家积极采取有利于市场的政策，在效率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全球化没有输家，所谓的输家，更多是由于没有把国内政策调整好。亚洲在过去几十年最重要的趋势就是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出现了1997年、1998年的金融风暴，但大多数亚洲国家都非常开放，跨国贸易和投资都非常活跃，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互通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在金融一体化方面做得还不够。21世纪的全球化，应该是共享的利益和更好的全球治理，使得各方都能从中受益，确保没有一个国家会被落下。

金立群指出，过去50年建立起来的多边主义架构基本上都是基于国际机构的设计，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已从或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工作当中受益。1980年以后，中国申请了很多的世界银行的硬贷款，希望能够用这些没有贴息的贷款，真正在国内经济管理中建立并执行一些新的法律和规则。多边金融机构应该和借款国紧密合作，帮助其进行国内政策的改革，使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在G20框架之下做出了有力的响应，包括中国。尽管大规模衰退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但如果没有各国在危机之后的努力，世界经济肯定不如现在的境况。各国通过加强对话和沟通稳定了市场。近年来，很多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实际是由各个国家国内政策不足导致的，使全球化的利益没有让所有人受益。不能只是反对保护主义，更要仔细审视为什么保护主义会抬头。未来需通过改革，使全球化的效益能够被更加广泛地享受，不仅使得美国受益，也使得其他国家受益，使得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应对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方面要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告诉他们全球化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和培养，使得增长有可持续性。^[5]

【注释】

[1]http：//cdf.cdrf.org.cn/fyhg/3876.jhtml#conten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7日。

[2]http：//cdf.cdrf.org.cn/fyhg/3877.jhtml#conten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7日。

[3]http：//cdf.cdrf.org.cn/fyhg/3878.jhtml#conten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7日。

[4]http：//cdf.cdrf.org.cn/fyhg/3880.jhtml#conten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7日。

[5]http：//cdf.cdrf.org.cn/fyhg/3892.jhtml#conten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