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帕纳格里亚和芬德利、克利须纳、卡伯特、德梅洛和欧拉尔格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PTAs的歧视性本质将增强，从而偏离多边自由化进程的结论。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利维（1997年）研究表明，在H-O框架下，PTA既不会促进也不会阻碍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假定前提下，PTAs将削弱对多边贸易自由化道路的政治支持。他强调：“双边自由贸易绝对不能增加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支持。”帕纳格里亚和芬德利（1996年）、卡伯特、德梅洛和欧拉尔格（1996年）得出结论：随着现存PTAs的深化，PTAs将促使内部成员不断游说，以提高对非成员国进口的保护程度，进而促使整个贸易体系偏离多边贸易体系。克利须纳（1998年）则采用三国寡头垄断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建立FTA将降低其与其他国家进行互惠关税减让的意愿。在贸易转移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行性的多边自由化进程将被迫停止。

以上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角度进行分析，而理查德森、巴格瓦蒂、帕纳格里亚和芬德利等学者则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认为PTAs将提高对外关税率，提高对非成员的贸易壁垒，最终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巴格瓦蒂（1993年）研究认为，由于越来越高的内部保护水平将替代自由化进程，所以试图通过自由贸易区（FTA）来实现贸易自由化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在当前对外税率低于GATT限制关税水平时，FTA可以提高关税来增加保护：另一方面，在实际关税与限制关税相一致时，FTA也可以运用反倾销等措施提高保护水平。帕纳格里亚和芬德利（1996年）、克鲁格曼（1991年）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同时，帕纳格里亚和芬德利进一步指出，随着对外关税率的提高，福利增加型FTAs将转变为福利减少型FTAs；而克鲁格曼则认为，当全球存在三个大贸易集团时，世界福利水平将达到最低点。另外，巴格韦尔和施泰格（1997年）具体分析了转型时期FTAs对多边关税合作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短期内，FTAs将导致较高的多边关税水平，进而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们分析了关税同盟（Cus），认为从长期角度来看，多个Cus融合成一个大规模的Cus之后，将形成市场势力效应，从而提高多边关税水平。(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