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一直是建立全球贸易框架、机构和规则的推动者之一，但在1776年到1945年间，美国贸易政策更符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经济民族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国会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制定关税水平以保护美国生产商，并为联邦政府带来收入。美国利用英国管理的开放贸易体系所提供的机会，促进了美国的出口。

1945年后，在改变自身政策的同时，美国将自己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秩序的中心，承担起制定和执行这一秩序规则的责任。美国与英国共同发起两项旨在促进和管理全球贸易的举措：1948年1月生效的GATT和国际贸易组织（ITO）。然而，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并在1950年杜鲁门总统宣布不再寻求国会支持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实际上宣告结束。国际贸易组织于1947年过早地失败时，美国政策制定者推动GATT作为一个更为温和的替代方案，允许一小部分国家就关税削减进行谈判。在美国领导下，GATT连续几轮谈判促使关税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幅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在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推动并完成了最艰难的谈判回合，并将GATT转变为更具雄心的WTO。当WTO谈判在21世纪前10年陷入停滞时，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在欧洲和亚洲推动“超大区域贸易协定”来维持自由贸易的势头。在推动TPP谈判时，奥巴马表示，如果美国不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规则。这反映了美国对领导力的关注。

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一问题，众说纷纭。2021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的《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国会的背景和问题》报告中描述了不同观察者的不同意见^[4]：一些观察人士，特别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人士认为，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其他观察人士，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虽然承认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改变了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外交政策，但仍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改变较少而延续性更强。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尚不明确，但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影响下，美国从多边的贸易合作体制逐渐转向双边或区域性的贸易合作，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的确在发生变化。(www.daowen.com)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贸易国以及FDI来源地和目的地。美国贸易不断扩大，市场和生产变得更加一体化，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程度加深。2019年，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英国以及欧盟。美国有长期的整体贸易赤字；商品贸易逆差超过服务贸易顺差。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例如总储蓄和投资，美元的估值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作用）在决定美国贸易逆差方面比贸易政策或协议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美国贸易政策仍被认定为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进口国，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贸易政策所体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本来已经疲软的全球贸易变得更糟，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长更难从贸易增长中获得支持。美国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所拥护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带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依然积极追求世界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只是这次其将“美国优先”作为规则制定的基本原则，而这对其领导下制定的贸易规则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