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联合国采取经济制裁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也难免产生“集体惩罚”的后果。^[39]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那些既不应该对引发制裁的政府行为或政策负责，也无法对引发制裁的政府行为或政策的改变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平民。^[40]虽然采取“精确制导”的经济制裁措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却大大影响了制裁的效率。针对联合国经济制裁所存在的这种两难境地，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对策——借助国际刑事制裁来达到经济制裁无法达到的目的。

国际法通常被认为由两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的国际法，也是传统层面的国际法，是调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法律。作为一个法律秩序，它用自己特有的制裁方式，来对违反该秩序的法律主体实施制裁，如外交、武力、经济制裁等都是该层面国际法中的制裁方式。另一个层面的国际法是由全人类组成的国际共同体的法律，其法律主体是个人。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充满争议，同时也在不断地交互发展。比如两个层面的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都依赖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无疑使两个层面的国际法难以分清彼此。这一点在国际刑法系统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如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227条明确规定：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交国际法庭审判。第220条和第229条规定：将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军队人员中严重犯有破坏战争法规罪刑的人员交由各国或数国联合组成的军事法庭进行刑事制裁。从这些条款不难看出如下特点：

（1）国际刑法的规定是第二个层面的国际法，但有可能和第一个层面的国际法规定相伴而生，《凡尔赛和约》主要是调整国家关系的条约，但同时也规定了制裁个人的条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第一个层面的国际法和第二个层面的国际法都是由国家制定的，而且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来保证实施。由协约参战国和德国等战败国缔结，而且战犯的惩罚由一个国际法庭或有关国家来实施，虽然后来并没有建立起国际法庭。

可见，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第一个层面上既是法律主体又是立法主体和确保法律执行的主体。而在第二个层面上只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主体，但不是法律主体。这一点必然会使两个层面的国际法交互发展。^[41]

在第一个层面上，制裁只能针对该层面的法律主体，即国家，而不能针对并非该层面法律主体的个人。第一个层面的国际法律制裁不能刺破国家的主权外壳，直接针对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有人提出了对战犯惩罚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理解国际法的两个层面，从而误认为国际战犯法庭对战犯的制裁是一种刺破国家主权的管辖。实际上是第二个层面的国际法机制对个人采取的制裁行动。^[42]目前第二个层面的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刑法，目前已经建立常设国际制裁机制——国际刑事法院。^[43]国际刑事法院在这些国际法被违反时，可以对个人采取与国内刑罚几乎相同的制裁措施。这种制裁措施与对国家的制裁措施相比较，不但具有威慑和预防的效果，而且还具有第一个层面国际法规定的经济制裁所不具有的优点。如这种制裁通过正式的、公平的程序，没有否决权的阻扰，所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小等诸多优点。^[44]

既然国际刑法规定的制裁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完全可以抛弃传统的经济制裁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人道主义影响。国际社会也完全可以考虑通过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方式来实现联合国经济制裁难以实现的目的。因为“威胁、破坏国际和平或侵略行为”既可以是国家之政府或当局所为，也可以是个人所为。在第一个层面的国际法上可以引发经济制裁的违背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国际不法行为，在第二个层面的国际法上是一种可以引发国际刑事制裁的国际犯罪。因而如果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都可以采取制裁措施来进行威慑的话，多元择优是永恒的真理。^[45]

人道主义例外机制。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应将平民列为经济制裁“应然”影响的对象，对平民的实然影响也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联合国在实施经济制裁时，有义务将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降至最低点。如何将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降至最低点呢？一是要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来减少人道主义影响，二是要通过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机制来降低人道主义影响。由于后面有专章探讨人道主义例外机制，在此先不讨论这一问题。无论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机制，在本质上都是在调整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影响对象。使被制裁国的政府或当局成为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影响对象，而使被制裁国的平民免受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

【注释】

[1]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之上时，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

[2]K Gyeke-Dake，Economic Sanc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Ghana：Ghan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3，p.7.

[3]Charles P.Howland（ed），Survey of American Relations，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237.

[4]Leo Gross，“Was the Soviet Union Expelled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39 A.J.I.L.（1945），pp.35-44.

[5]A.LeRoy Benne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ciples & Issues，fif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91，p.134.

[6]《国际联盟盟约》第17条之规定。

[7]K Gyeke-Dake，Economic Sanc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Ghana：Ghan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3，p.8.

[8]《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6款之规定。

[9]《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之规定。

[10]S/Res/232（1968），Section 4.

[11]S/Res/661（1990），Section 4.

[12]S/Res/942（1994），Section 7.

[13]有人（Andrew K.Fishman）总结说：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其从一个富裕的国家沦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穷国。Andrew K.Fishman，“Comment，Between Iraq and a Hard Place：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13 Emory Int’l L.Rev.687，1999，P.2.

[14]Susan S.Gibs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Structures”，13 Emory Int’l L.Rev.161（1999）.

[15]Joy K.Fausey，Comment：Does the United Nations’Use of Collective Sanction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Violate its Own Human Rights Standards？”，10 Conn.J.Int’l L.193，1994，P.3.

[16]Mark Janis，“International Law？”，32 Harv.Int’l L.J.363，1991，P.370.

[17]George A.Lopez &David Cortright，“Economic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s？”1 Int’l J.Hum.Rts.1，1997，p.17.

[18]Johan Galtung，“O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in：Dilemmas of Economic Coercion，by Miroslav Nincic and Peter Wallensteen（ed.），New York：Praeger，1983，p.21.

[19]Gian Luca Burci，“Interpreting the humanitarian exceptions through the sanctions committees”，in：UN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by Vera Gowlland－Debas（ed.），the Hague/London/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146.(www.daowen.com)

[20]S/Res/661（1990）.

[21]S/Res/942（1994）.

[2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崇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23]凯尔森在其《社会和自然》一书中就认为：这种法律技术是原始人思想和感觉的集体性的一个结果。

[24]陈盛清：《论株连》，载于安徽大学法学院编《知名法学教授论文选》，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25]蔡枢衡先生在其《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认为：汉代对于犯大逆不道罪的人的惩罚是杀全家，即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一概弃于市。

[26]Margaret P.Doxey，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97.

[27]Anna M.VradenBurgh，”Comment，The Chapter VII Pow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Do They ‘Trumph’Human Rights Law？”，14 Loy.L.A.Int’l & Comp.L.Q.55，1994，pp.181-183.

[28]Thomas G.Weiss et al.，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ir Impacts：An Overview，in Political Gain and Civilian Pain，1997，at15，16-18；Lisa L.Martin &Jeffrey Laurenti，The United Na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Improving Regime Effectiveness 24-25（1997）.

[29]George A.Lopez &David Cortright，Economic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Parts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1 Int’l J.Hum.Rts.1，（1997）.P.9.

[30]Bossuyt，The Adverse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Review of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Fields with Which the Sub-commission Has Been or May be Concerned，E/CN.4/Sub.2/2000/33，p.12.

[31]Millennium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New York，2000，p.50.

[32]Mancur Olson，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87 Am.Pol.Sci.Rev.567，573（1993）.

[33]Joy K.Fausey，“Comment：Does the United Nations’Use of Collective Sanction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Violate its Own Human Rights Standard？”，10 Conn.J.Int’l.L.193，1994，p.3.

[34]S/Res/917（1994），section 4.

[35]S/Res/1173（1998），Section11.由安哥拉制裁委员会根据1127号决议指定一份名单。

[36]S/Res/1333（2000），Section 8.由阿富汗制裁委员会根据各国和区域组织提供的资料维持一份最新的名单，列出委员会认定与拉登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基地组织内的人员和实体。

[37]S/Res/1333（2000），Section 10.

[38]R.Richard Newcombe，“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Paper presented to Expert Seminar on Targeting Financial Sanctions，Interleken，March 17-19，1998，p.5.

[39]Marco Sassòli，“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mmentary”，in：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by Era Gowlland-Debbbas（ed.），the Hague/London/Boston：Kluer Law International Law，2001，p.247.

[40]这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所明确禁止的。

[41]张智辉：《国际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2]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西方不少的学者提出：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因而不能承担战争罪的责任，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名法官中，印度籍法官巴尔先生就抱有这种观点，自开庭起到宣判止，始终坚持这种观点，并不与其他法官同事合作。

[43]纽伦堡战犯法庭、东京战犯法庭、卢旺达战犯法庭、前南战犯法庭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的国际刑事法庭。

[44]Marco Sassòli，“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mmentary”，in：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by Era Gowlland-Debbbas（ed.），the Hague/London/Boston：Kluer Law International Law，2001，p.248.

[45]Hans-Peter Gasser，“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1996）56 Aa öRV，pp.897-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