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联合国制裁的目的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联合国是在世界遭受两次大战摧残的背景下建立的，其核心的目的是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避免人类再受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因而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中创设的这种制裁机制的核心目的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体说，就是在国际和平受到威胁和破坏时，在发生必然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时，由安理会采取第7章规定的强制措施来恢复和平。《联合国制裁与国际法》一书的主编德巴斯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界定为一个政治性的目标。[12]
其次，联合国制裁的机关也具有政治性。一般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关，大会是一个审议决策机关，安理会是一个执行机关，而不是一个司法机构。正因为如此，凯尔森断言“安理会不是一个法律组织”；而托马切特则认为“安理会是一个行动定向的政治机构”。由安理会这样一个政治机关出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目的来主导联合国的制裁，其政治色彩自不必多言。[13](www.daowen.com)
最后，联合国制裁的决定往往是一种政治考虑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法律推理，所依据的程序也非司法程序。结果对事件的反应既不具有自动性，也不具有公正性。甚至可以说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政治考虑之下的结果。[14]因为根据安理会的表决程序，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通过否决票来阻止一个制裁决议的通过。如果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不符合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利益，该决议就没有通过的可能。对南非的制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实例。南非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大规模践踏国际人权，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该问题被提交给安理会。在是否对南非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表决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否决票，还是投赞成票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考虑其自身的国防和经济利益，考虑其在南非的投资，以及与南非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从南非进口黄金稳定货币的利益。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南非的投资高达10亿英镑，每年与南非的贸易额高达1亿英镑。英国在南非的利益促使英国在最初阶段阻碍安理会通过经济制裁决议。[15]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安理会无法做出制裁南非的命令性决议，而只能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建议性的意向，由各国采取自愿的方式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16]1975年安理会尝试将自愿性武器禁运转变成为强制性措施，但由于英美法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这一尝试没有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法新社于1993年1月12日报道说，安理会的决议基本上反映的是国家政治，而且往往由工业大国所掌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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