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预防的主观方面之基本原理为依据来分析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预防功能的问题，其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联合国在实施经济制裁的过程中也可以调整其具体的经济制裁措施来增强经济制裁的威慑力。首先，联合国可以加重经济制裁。如1966年只是对罗德西亚的部分商品实施进出口贸易禁运。^[54]但由于效果不佳，安理会扩大对罗德西亚的经济制裁，将贸易禁运的范围从部分商品扩大到一切商品。^[55]又如1993年6月16日安理会通过的第841号决议对海地实施武器、石油禁运和财政金融制裁，由于收效甚微，安理会于1994年5月6日通过第917号决议扩大对海地的经济制裁，将旅行和进出口贸易也列入制裁的范围。^[56]但联合国扩大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对被制裁国产生更大的威慑，使其改变现有政策与行为，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和要求。而不是出于预防其以后再犯的目的。联合国在主观上也没有故意通过加大制裁的威慑来预防其他国家做出相似行为的意图。而且联合国也不能通过经济制裁措施来消灭被制裁国的再犯能力。前面谈到基余勒米 P.卡沃（Jeremy P.Carver）和克利佛德·查恩斯（Clifford Chance）的“隔离理论”。他们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是一种“隔离”（Excommunication）措施，好比是安理会暂时将一个癌细胞从全球身体中分割出去。^[57]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隔离不是永久的隔离，隔离的目的也不是要消灭被制裁国的再犯能力，而是要促使被制裁国无法忍受孤立，而被迫改变其现有的行为和政策。由此可见，联合国经济制裁在主观方面不具有预防的功能。

以预防的客观方面之基本原理为依据来分析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预防功能的问题，其答案是肯定的。

联合国经济制裁必然对被制裁国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如经济制裁使被制裁国因其商品无法出口而丢失国外市场，也无法从国外获得资金和生产所需的原料和设备，最终导致经济崩溃，政府财政困难，统治基础动摇，平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这些不利的影响必将在客观上对被制裁国和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威慑，使其在未来的决策中放弃通过践踏国际准则、威胁、破坏国际和平方式行事的动机。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联合国经济制裁在客观方面无疑具有预防的功能。

另外，联合国经济制裁也可以在客观方面对被制裁国和其他国家产生自我醒悟的效果。正如吉伯松（Jibson）所说，制裁可以用于传递信息，它可以告诉被制裁国的政治精英，某些行为是违背国际准则的，为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58]，虽然被制裁国的政治精英在接受这个信息之后，不一定立刻改变其国家之现有行为或政策，但对其未来决策无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被制裁国政治精英在未来的决策中不可能完全无视某种行为将导致联合国经济制裁这一后果的现实。特别是联合国经济制裁的这种自我醒悟的效果尤其突出。虽然《宪章》第39条和第41条规定，当国际和平受到威胁或破坏，或发生侵略行为，安理会可以采取经济制裁行动。然而何种行为是威胁、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或侵略行为，宪章却没有明确规定。一国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和平之威胁、破坏？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些都由安理会逐一断定。这一点不像国内法，什么样的违法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容易鉴别。据此，可以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在促使被制裁国和其他国家鉴别不法行为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至少表明被制裁国的行为是违背国际准则的，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这种认识将直接产生预防再犯的客观效果。

综上所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功能是“强制改变”功能，即强制改变被制裁国现有的、与国际行为标准不符的政策和行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在主观上不具有惩罚功能，但在客观上具有惩罚功能因素。联合国经济制裁在主观上也不具有预防功能，但在客观上具有某些预防功能因素。虽然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功能远不止这些，但上述功能是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功能，或最具争议的功能。

【注释】

[1]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少数国家如美国等认为制裁是可以具有惩罚性的，而大多数的国家却反对制裁具有任何惩罚性。

[2]UN Sanctions：How Effective？ How Necessary？Strategic Planning Unit，Executive Oき c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United Nations，New York，March 1999，p.1.

[3]Kim Richard Nossal，‘Liberal Democratic Regimes，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Global Governments’，Unpublished manuscript，McMaster University，1988，p.20.

[4]David A.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130-34..

[5]Cf.Barry E.Carter，“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Improving the Haphazard U.S.Legal Regime”，75 Cal.L.Rev.1159，1166，（1987）.

[6]Joy K.Fausey，“Comments：Does the United Nations’Use of Collective Sanction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Violates its Own Human Rights Standard”，10 Conn.J.Int’l L.193，1994，p.2.

[7]Harvey Oyer，“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of U.S.Unilateral Trade Sanc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U.S.Obligations Under NAFTA”，11 Fla.J.Int’l L.429（1997）.联合商业抵制即英文Economic Boycott，来源于19世纪一个英国船长的名字，在19世纪，英国的地主在爱尔兰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并向佃农收取高额的租金，一个名叫开普丁—查尔斯—博尔科特（Captain Charles Boycott）的人，专门为地主收取租金，由于他拒收佃农的报酬，硬将农民赶走，因而遭到社区的报复，整个社区对他在经济上和交往方面采取孤立他的报复措施，使他最终无法忍受长期的孤独而不得不回到英格兰，后来该措词进入国际法中，用以表述报复性经济强制行动，包括贸易暂停。实际上总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制裁混合使用。

[8]K Gyeke-Dake，Economic Sanctions under United Nations，Ghana：Ghan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3，P.4-5.

[9]由于阿根廷等国家代位向苏联供应小麦，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目的没有实现。John C.Roney，‘Grain Embargo as Diplomatic Lever，Fulcrum or Folly？’SAIS，No.4（Summer 1982），p.197.

[10]James Finch，David Schmahmann and Patricia Bailey，“The Federal Regulation of Sanction against Burma”，22 Hamline J.Pub.L.& Pol’y 323，1999，p.2.

[11]Hufbauer 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History and Policy，2nd edition，Washingtong D.C：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1990），p.3.1921年对南斯拉夫的制裁成功地迫使南斯拉夫从阿尔巴尼亚撤军；1925年对希腊的制裁成功地使希腊撤出巴尔干领土。

[12]Gary Hufbauer，“The Futility of Sanctions”，Wall St.J.June 1，1994，at A14.

[13]China Holds the Key，S.China Morning Post，June 13，1994，available in LEXSIS.

[14]Gary C.Hufbauer et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2nd editi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g D.C，1990，p.11.

[15]M.S.Daoudi &M.S.Dajani，Economic Sanctions：Ideal and Experience，London/Boston/Melbourne/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8.

[16]Margaret P.Doxy，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2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4.

[17]Christopher C.Joyner，Sanctions，Comp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Reflection on the United Nations’Experience against Iraq，32 Va.J.Int’L.1.3（1991），at 2.

[18]早在18世纪，伊曼纽尔·坎特（Immanuel Kant）就提出了“民主和平原理”，坎特的“民主和平”原理为后世的布鲁斯·卢塞特教授发扬光大。在其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规律：民主国家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十分罕见。卢塞特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名叫儒迈尔（Rummel）的学者的认同，他统计了1816年到1991年的战争案例，发现：专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多达198次，而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多达155次，民主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R.J.Rummel，Death by Government 2（1994）.

[19]参见Webster：《新国际法辞典》（第三版），2008－09（制裁），264（联合商业抵制），738-39（贸易禁运）（1981）。

[20]Jeremy P Carver，Clifford Chance，Making Financial Sanctions Work：Pre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anctions by the Implementing State，London（2001）.

[21]Boutros Boutros-Ghali，Supplement to An Agenda for Peace，U.N.Doc.A/50/60-S/1995/1（Jan.3，1995）.

[22]Jurg Burri，Introductory Paper for the Expert Seminar on Targeting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1998）.

[23]此定义为瑞士因特莱肯专家研讨会上界定的定义。

[24]［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7页。

[25]B.Bosanquet，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Macmillan，London：Macmillan，1965，p.212.

[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0页。(www.daowen.com)

[27]邱兴隆：《惩罚的哲学》，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6页。

[28]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29]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页。

[30]Kim Richard Nossal，“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Legaue of Nations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The Util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by David Leyton-Brown（ed.），NewYork：ST Martin’s Press，1987，pp.8-13.

[31]S/Res/731（1992）.

[32]S/Res/1127（1997）.

[33]这一点与国联的经济制裁不同。国联的经济制裁具有“自动性”特征，一旦国联成员国断定存在违背《盟约》第12条、第13条、第15条之规定而从事战争，成员国就有义务启动经济制裁。这种规定实际上在国联经济制裁与违背《盟约》的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联系。

[34]David D.Caron，“The Legality of the Collective Authorit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87 A.J.I.L 552，1993，P.8-15.

[35]王利民：《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

[36]梁慧星：《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37]David R.Levy，Note，Punitive Damages in Light of TXO Productions Corp.v.Alliance Resources Corp.，39 St.Louis U.L.J.409，412 n.20（1994）

[38]Coryell v.Colbaugh，1 N..J.L.90，91（Sup.Ct.1791）.

[39]Wils.K.B.205，95 Eng.Rep.768（C.P.1763）.

[40]Genay v.Norris，1 S.C.L.3，1 Bay6（1784）.

[41]David Owen，Punitive Damage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74 Mich.L.Rev.1257（1976）.

[42]Note，Exemplary Damages in the Law of Torts，70 Harv.L .Rev.517，517（1995），and Hukle v.Money，95 Eng.Rep.768（k.B.1763）.

[43]安理会对伊拉克施全面的经济制裁，从1990年8月6日安理会通过661号决议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开始，到2003年安理会通过1483号决议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为止，持续的时间长达14年之久。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从1991年9月25日安理会通过713号决议对南斯拉夫实施武器禁运开始到2001安理会通过1367号决议解除经济制裁为止，持续时间长达10年。两次经济制裁都对被制裁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中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损失尤其惨重，以至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制裁机制的合法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4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崇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45]［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崇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46]［英］哈特：《法律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47]Ernest Van De Haag and John P.C Cornrad，Death Penalty：A Debate，New York：Plenum Press，1983，pp.28-29.

[48]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参见其脚注（1）《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9]Leon Radzinowicz，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from 1750，Vol.，London：Steven and Sons Limited，1981，pp.248-259.

[50]张智辉：《犯罪经济学研究新动向简介》，载《犯罪学概论》。

[5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2页。

[5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西南政法学院1980年印行，第55页。

[53]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54]被禁止出口的罗德西亚商品为：石棉、铁砂、铬、生铁、糖、烟草、铜、肉及肉制品、生皮及皮革制品。

[55]S/Res./253（1968），section 3.

[56]S/Res./841（1993），section 6-8；S/Res./917（1994），section 3-9.

[57]Jeremy P Carver，Clifford Chance，Making Financial Sanctions Work：Pre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anctions by the Implementing State，London（2001）.

[58]Susan S.Gibs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Structures，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1999），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