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的年龄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30岁（A）、31～40岁（B）、41～50岁（C）和＞50岁（D），分析不同年龄在项目治理各维度的差异，其差异雷达图如图6-3所示。可以看出，在合同治理方面，不同年龄四个组别群体中以“≤30岁”组均值最高，最低是“＞50岁”；在关系治理方面，不同年龄四个组别群体中以“≤30岁”组均值最高，最低是“＞50岁”；在行政治理方面，不同年龄四个组别群体中以“≤30岁”组均值最高，最低是“41～50岁”。

图6-3　不同年龄在项目治理各维度差异雷达图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被用来进一步检验不同受访者年龄在项目治理机制各维度——合同治理、关系治理和行政治理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如表6-2所示。研究表明，对于关系治理和行政治理的感知，不同受访者年龄没有显著差异，但对于合同治理的感知存在显著的不同。针对于此，进一步采用Scheffe法（事后比较方法中最严格的方法）将不同年龄组对项目治理各维度的影响进行两两分析（吴明隆，2010）。结果表明，对于合同治理维度：“≤30岁”组群体的感知显著高于“＞50岁”组群体。但由于Scheffe法分析较为保守，有时会出现整体检验的F值达到显著，但事后比较均不显著的情况，因此，进一步改用实在显著差异法（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HSD法）分析，从而和整体检验F值的显著性相呼应（吴明隆，2010）。从HSD法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合同治理机制：“≤30岁”组的感知显著高于“＞50岁”组；“31～40岁”组的感知显著高于“＞50岁”组。

不同年龄在重大工程项目治理均值折线图如图6-4所示。可以看出，不同年龄五个组别群体在项目治理的感知以“≤30岁”组均值（M=3.9190）最高，最低是“＞50岁”（M=3.5365）。总体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项目治理感知程度下降。(www.daowen.com)

表6-2　不同年龄在项目治理各维度差异比较

注：*表示p＜0.05，n.s.表示p＞0.05。

图6-4　不同年龄在项目治理的均值折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