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项目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研究主要聚焦于项目治理对项目绩效影响作用（Joslin & Müller，2016；Musawir et al.，2017；严玲等，2017）。严玲（2013）构建了公共项目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二维框架的相互影响机理，并进一步验证了对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影响的有效性。Chen & Manley（2014）对澳大利亚开展的“合作型交付”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治理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杜亚灵和尹贻林（2011）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项目管理、管理绩效三个变量的实证研究模型。Caniëls（2012）调查了合同激励，权威和关系管理的相互作用，将治理机制的共同演变与项目成果联系起来，在成本、时间交付和实现质量方面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治理机制与项目成果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Chen & Manley（2014）用开发量表来衡量合作项目的治理和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非正式机制的实施强度（条件）比正式机制（合同条件）能更好地预测项目绩效偏差。Lu et al.（2015）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分析了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在改善项目绩效，抑制机会主义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都能改善项目绩效。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项目治理机制与项目绩效影响进行研究，且研究结果均表明，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水平的提升都对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阚洪生等（2017）基于Agent仿真技术和交易治理相关理论，预测和评估了项目成本、项目工期、质量风险、工作积压等实施绩效。

此外，一些学者针对项目治理机制中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进行了专题探讨（骆亚卓，2017；郑传斌和鹿倩倩，2017）。严玲等（2016a，b）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公共项目中的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与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解析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管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表明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关系。Lu et al.（2015）表明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都能改善项目绩效，而且两者相互补充而不是替代关系。孙华等（2015）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正式治理在关系治理和项目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信任在关系治理对正式治理的正向影响中具有反向调节作用，也就是信任具有调节作用，即信任程度越高，关系治理通过正式治理对项目绩效的间接作用就越弱，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效应；信任程度越低，正式治理的中介作用就越强，呈现“互补关系”。尹贻林等（2011）基于均衡点视角探讨了公共项目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均衡作用。

为了更好地探索项目治理机制对绩效的影响机理，一些学者还对项目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梁永宽（2012）基于项目管理的业主与承包商视角，认为项目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项目复杂性、项目不确定性、双方的合作期等。骆亚卓（2011）基于经典交易成本理论治理逻辑：交易特征—治理机制选择—组织绩效，采用问卷调研的实证研究对建设项目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治理机制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可以看出，这些因素都可以为重大工程项目影响机理的模型构建提供研究基础。(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目前项目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治理机制、项目管理与项目绩效改善的影响作用，以及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互补替代关系。然而，已有项目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未考虑重大工程项目特殊情境，更未探讨项目情境下治理机制的相互影响作用，且量表指标也主要源于文献，没有进行实证检验，故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较难以有效衡量项目治理机制，其研究结果也不足以充分支持决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重大工程项目情境下多元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