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对重大工程项目的作用研究，Levitt（2011）认为，政府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的角色及重要性是不可取代的。在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必须起到引导作用（ASCE，2009）。文献认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Child & Tsai，2005）、政府的直接干预（Scott et al.，2011）等都会对重大工程项目或工程组织模式造成影响。因此，组织结构创新与政府要素具有相互关系，如Jooste & Levitt（2009）就探讨了PPP模式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影响，尹贻林等（2010）也认为，政府投资项目组织模式创新需要考虑政府、制度、社会等外围环境因素。

关于制度情境与工程组织模式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Scott，2012）等三种视角展开，尤其是制度理论研究指出，大型工程组织管理需要考虑行政、市场以及综合作用（Ruuska et al.，2011），如果工程组织模式与制度环境不匹配，会导致冲突争议、项目延误和许多意外事件的发生，甚至导致项目被取消等情形（McAdam et al.，2010；World Bank，2006）；即使相同的工程组织模式，在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产业结构、地方制度体系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时，也会产生显著的差异（Chi & Javernick-Will，2011）。英国的巨项目研究中心在2010年通过对10个国家或地区的30个高铁、高速公路、地铁、隧道等项目的研究指出：制度环境要素对保证工程可持续性起到关键作用，需要政府层面制定政策整合公共部门及私人投资组织的资源（Omega Centre，2010）。(www.daowen.com)

面对政府投资的大型建设工程的新特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项目治理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贾广社等，2010），其中以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认为，治理机制就是一种制度安排，用于对交易过程涉及的专用性投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所导致的交易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进行约束，从而达到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交易成本驱动因素具体包括：偶然性因素（如资产专用性），行为因素（如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和情境因素（如制度情境）（Williamson，2010）。此外，在项目管理的情境中，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常被用来分析项目临时组织内部的结构，从而提出不同的项目管理组织有不同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Biesenthal & Wilden，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