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技创新投入政策力度不足，科技创新规模相对较小

港澳两地科技创新总体规模相对较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低。从科技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香港研发经费投入为197.1亿港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规模约为中国内地R＆D经费投入总额的1%），比2010年增加64亿港元，年均增速为8.2%，仅比香港特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1个百分点左右。多年来研发投入强度（R＆D/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在0.75%左右，提升缓慢，2016年为0.79%，比2010年提高0.04个百分点。从研发经费支出的部门结构看，香港R＆D经费支出主要以高等教育机构为主体，企业和政府机构R＆D经费支出相对较少。因此，港澳地区有关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的政策还不够强大，投入规模难以适应目前的发展需要，与国内建设创新高地或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平台高地的科技创新投入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匹敌。

2.缺乏科研转化机制与政策，难以与国际一流平台接轨

港澳两地均具有强大的国家级重点研发与实验平台，拥有众多专利与研发成果的同时，由于转化机制不健全，相关政策保障与优惠缺乏，导致部分科研成果难以商业化，企业行为能力变差。比如，据香港创新活动调查数据显示，香港本地工商业中，近年来有创新活动的企业数占比相比21世纪初明显下滑。2005—2010年，香港工商业企业中，整体上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数占比和有非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都在1/3以上。2011年后，迅速下降至10%左右；至2015年，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数占比降至2005年的一半左右，为2.6%。可见，香港特区工商业企业中有创新活动的企业较少。根据内地企业创新活动调查，2017年，内地规模以上企业中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为26.9%，有非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为31%。且港澳社会资本研发投入力度不足，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研发的政策缺乏，导致其科研投入难有产出，造成人才与技术流失，科技创新略有停滞。

3.产业结构单薄，现有政策难以补充产业发展劣势

港澳地区土地面积较小，历史发展时间较短，产业结构单一，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社会发展存在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即社会快速发展和资源短缺的矛盾。资源短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极度缺乏，另一个是发展空间资源极度有限。详细来看，港澳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相对单薄，导致当地民众尤其是青年在就业市场的选择较少，年轻一代普遍感觉职业向上流动的空间较窄，造成部分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发展所需空间以及生活居住空间存在局限性，由此产生房价贵、租金高的问题，使一般的年轻人感到承担不起。发展的空间资源有限，导致港澳地区相当大一部分科研成果与转化平台建立在内地，但两地缺乏相应的交流合作机制、政策不够完善、人才与物资流动不便捷、成本高，产业发展不能完全有效。因此，香港、澳门发展要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www.daowen.com)

4.人才引进政策不完善，落实难度大，高质量人员流失

人才是科研最重要资源，只有先做到大湾区内科技创新人才自由流通，之后做到资金、业务自由流通，才能真正形成研究、技术、生产、市场无缝连接的完美创科生态链。港澳地区现行人才政策的实施情况未见乐观，以优才计划为例，每年的配额有1 000名，但过去几年每年获批数目都没有达到配额上限。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调查认为，除了计划的宣传不足以外，优才计划的人才标准不透明、申请程序复杂，以及续签严格等都是很大的限制因素，影响计划的吸引力。吸纳人口不能只注重数量，素质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港澳地区必须跟其他国际化城市一样，积极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形成具有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香港与澳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发展空间不足，特区政府应加快速度通过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类型人才发展，提升各产业发展水平，进而提升港澳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5.政府支柱产业与现有科技资源难以匹配

香港与澳门经济地位特殊，地域狭窄，人口众多，过去因为制造业产业转移往内地，因此两地基本失去了制造业，香港剩下发达的金融业以及房地产、澳门依赖博彩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繁荣又带来成本价格的上涨，使得一般的产业基本难以落地生根，对其他可能的产业造成严重挤压，两地失去了产业转型的空间，居民就业和收入提升的渠道变得非常狭窄。香港也曾经提出“中药港”“科技园”等产业构想，都是与数码港类似的产业园区，但由于整个城市研发基因的缺失，发展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