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量方法与数据选取

Tobit模型是指截取回归模型，适用于因变量受限制的回归。由于上述测度的创新驱动效率均为非负值，是受限因变量，因此适合采用Tobit模型。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表达式如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参考以往的文献研究并考虑数据可得性，从创新基础要素、创新主体协作、产业创新环境、创新技术溢出等四个方面共选取15个因素（表3-2）。

表3-2　影响因素选择及文献来源

注：上述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广东科技统计网站。

2.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软件进行Tobit面板数据模型对全省、珠江三角洲地区、非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分组回归，按照前文IDE计算结果，因变量的左、右截断值为0和2。所有回归模型的Wald检验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Tobit模型是有效的，有较好的说服力。

表3-3　创新基础要素的实证结果

注：“＊＊＊”p＜0.01、“＊＊”p＜0.05、“*”p＜0.10。

在创新基础要素方面（表3-3），知识存量在三个估计结果中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知识存量对创新驱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研发投入对创新驱动效率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一样的效果，其中，R＆D人员在全省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R＆D资金投入在非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尽管研发活动依赖于研发投入，而创新投入效率问题不仅仅与研发初始投入规模有关，同时也与研发投入配置问题是紧密相关，珠江三角洲地区R＆D资金投入量较大，投入量的继续增大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减，即尽管创新投入量的增加可能促进了创新产出量的增加，但并未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较大的影响，即产生了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在非珠江三角洲地区创新要素投入量相对较低，增加投入量对创新驱动效率的提升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提升创新驱动效率，不仅是注重研发投入量上的增加，更应当注重创新资源的配置问题。

表3-4　创新主体协作的实证结果

注：“＊＊＊”p＜0.01、“＊＊”p＜0.05、“*”p＜0.10。

在创新主体协作上（表3-4），无论全省还是分地区，均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协作越密切，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越高，说明虽然政府对企业研发的科技投入占企业研发资金来源比重并不大，但无疑对企业的导向作用很明显。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联结作用在珠江三角洲和非珠江三角洲地区均显示没有发挥作用，但在全省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尚不够深入，企业较难从当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中获取所需技术与智力支持，而全省角度显示出的促进作用，则说明跨区域的主体协作更能够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政府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协作在非珠江三角洲地区显示为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政府对其支持尚未发挥出明显成果。

在产业创新环境中（表3-5），从产业结构与市场竞争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越高，大型企业越集中，越有利于创新活动进行，促进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从城镇化因素看，对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欠发达地区来说，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将有利于创新资源流入，促进创新提升。经济发展对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改善当地的创新基础条件，还能提升、扩大市场需求档次和规模，激发和提升本土企业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因素在全省和非珠江三角洲地区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机构的金融借贷业务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发挥了“润滑剂”作用，尤其对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平均企业规模相对较小，金融融资是其创新研发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政府的科技支持均表现为正的促进作用，由于创新活动中的基础研究阶段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投入高、风险高的特征导致个体投资积极性较低，因此政府的支持能有效降低创新主体研发成本与风险。2019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1 179.14亿元，位居全国首位，说明广东省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

表3-5　产业创新环境的实证结果

注：“＊＊＊”p＜0.01、“＊＊”p＜0.05、“*”p＜0.10。

在创新技术溢出方面（表3-6），无论是全省还是分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表现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驱动产生了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当前大多数外资属于“转口贸易”或“消耗型”的投入，这些投入不仅不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反而会对经济造成负面作用。即使是通过“中外合资”等方式建立的合资企业，引进的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二流技术或设备，极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境。当然也不排除外资所带来的创新溢出效应，只是相对于此，可能更多的是竞争挤占效应，导致内资部门利润降低，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进出口贸易在全省和非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为正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显著，贸易能够提供国际市场上信息交流的渠道，新成果进口能为进口方带来技术进步，出口市场的反馈与竞争压力也能促进出口方的技术进步。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在全省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技术交易越活跃越能促进创新进步，但在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检验，一定程度上说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市场交易体系还不够完善，制约着创新驱动效率提升。(www.daowen.com)

表3-6　创新技术溢出的实证结果

注：“＊＊＊”p＜0.01、“＊＊”p＜0.05、“*”p＜0.10。

利用SFA方法和TFP增长分解，测度了广东省2006—2015年的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借鉴Furman的分析框架，引入技术交流因素，从创新基础因素、创新主体协作、产业创新环境和创新技术溢出等四个方面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创新基础因素方面，创新资源投入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R＆D投入存在明显的收益递减效应。在创新主体协作方面，无论全省还是分地区，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对创新驱动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产业创新环境方面，高技术产业比重及市场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提升；城镇化水平越高所带来的基础设施越完善有利于提升创新驱动效率；金融机构灵活的资金配置有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促进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能力增强和需求升级，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政府支持对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创新技术溢出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进出口贸易额越高以及技术市场越活跃，越有利于区域技术进步。

上述研究不仅为当前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提供测度方法，也对如何有效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具有启示意义：

（1）加强科技资源投入管理与配置，提高创新活动环节的协调性。充足的创新活动资金是促进创新驱动效率提升的前提，尽管广东省R＆D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不足，因此应继续加大R＆D的研发投入。各级政府在注重增大创新投入的同时，应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加强研发创新资源投入的监管力度，通过加强管理与配置来提高效率。

（2）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行为主体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广东省作为大学、科研院所较多的省份，同时一些企业也拥有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在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中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广东应充分发挥地区创新主体优势，积极推动建立“政产学研金”的战略联盟合作机制，即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为知识与技术支撑、以政府为科技方向导向者和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者，通过合作机制，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有机系统。

（3）完善区域宏观环境建设，统筹全省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广东省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基础设施条件、人才禀赋等存在差距，区域创新系统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应当统筹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系统，从各方面优化全局创新环境：加快城镇化进程以不断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源贡献平台建设，为创新资源集聚与交流提供便捷；深化金融发展，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不断提高地区资金的积累和配置能力，为企业创新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增强政府科技支持导向作用，尤其注重对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公共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4）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系统，加强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完善技术市场交易体系，通过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区域性流动与共享，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城市为创新发展引擎，影响并带动其他市乃至全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借助进出口贸易渠道，紧跟国际市场信息动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中，通过引进来扩宽新技术、新成果来源，借助走出去竞争性压力增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意识与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良好的制造业优势和港澳创新服务与开放优势，初步形成的开放区域创新体系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最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