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1 关于产业演化的研究

贺灿飞（2006）基于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依据产业净流出，分析了北京市产业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过去15年来，北京的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型制造业的优势逐渐丧失，以电子通信设备、化学工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成为优势产业；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优势地位退居劣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如金融业、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信息传输服务业、广告业、房地产开发业、商务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等。产业联系是北京产业比较优势的显著影响因素，资本、知识和技术是北京市产业比较优势的投入支撑。周伟（2016）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发现底特律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其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加之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失当以及美国的特殊国情所致。文章论述了底特律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总结了其破产的经验教训，将底特律的产业结构与北京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北京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思路与对策。颜燕等（2017）从区域产业演化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产业关联以及制度环境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通过对1998年—2013年中国337 个地级单元和167 个三位数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产业演化受到产业关联的显著影响，倾向于朝着与区域已有产业存在紧密联系的方向进行多样化发展。同时，对外开放度、市场自由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三项区域制度变量作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会影响甚至改变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和方向。对外开放度高、市场自由化水平强、政府干预力度大的区域更有利于提高新产业进入和降低已有产业退出的可能性。赵卓、王敏（2015）建立了产业协同演化动力数理模型对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业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产业演化是关于一个特定市场需求、产业供给和制度环境等动力因素互动的非线性协同过程，据此提出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杨阳、焦郑珊、孙显斌（2018）以汽车产业演化史为案例，根据产业演化路径及其运行机理，构建技术推动、需求拉动以及中介驱动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从汽车产业演化动力机制转化的不同周期匹配中获得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比较分析，总结出影响产业演化的关键因素，探讨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特点及其逻辑关系，最终形成产业演化的动力模型。他们认为产业演化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结构组成的生态动力系统。前端结构的动力源是创新人才，引发产业变革；后端结构的动力源是企业家，承担着科技转化和产业发展的使命及责任，挖掘新需求，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中端结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产业发展战略和平台载体二者相辅相成，是产业平稳过渡和演化的关键中介力量。邢菁华、张洵君（2018）重点分析了体外诊断产业的需求因素，产业知识基础和研发网络中协作关系变化，通过相关产业案例，归纳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体外诊断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的演化关系。毛琦梁、王菲（2018）基于2003年—2009年中国地级地区四位数制造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空间关联及其内在的知识扩散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比较优势演化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邻近地区间比较优势相似性程度更高，而且邻近地区间具有更大可能在对方已有显性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发展获得比较优势。知识扩散空间衰减使得邻近地区间具有知识流动的优势，通过“成功产业示范效应”作用途径，知识扩散更易发生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中，促进本地发展邻近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而引致邻近地区间比较优势的趋同演化。刘志攀、杨浩雄、魏彬（2016）研究了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演化及组织模式，将美国电子信息产业演化动因归于技术发明、市场需求、成果转化和政府行为四大方面，然后构建了电子信息产业演化机理因果循环图，依据美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真实数据，应用系统动力学构建模型并进行仿真，提炼美国电子信息产业演化规律，并对中国未来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孙晓华、王林（2014）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的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考察了技术和市场生态位在新兴产业发展不同时期的作用，针对市场生态位构建中存在的障碍因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探究了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生态位培育的机制设计，包括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的连接机制、消费者偏好的引导机制、基础设施的供给机制和公共政策的激励机制。薛雅伟、张剑、云乐鑫（2018）通过分析产业演化规律及阶段特点，构建了青岛市新区产业生命周期演化模型，选取四点法为参数估计方法，基于西海岸新区2003年—2015年三次产业数据，分析新区产业生命周期演化规律。结果显示：西海岸新区第一产业占比较小，生命周期处于成形阶段的前置阶段，即发展停滞期；第二产业是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已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是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处于高速成长期，前景广阔。针对西海岸新区各产业生命周期演化情况，可以采取实施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产业等发展策略。毛剑梅、锁箭（2017）认为互联网通过产品、企业以及产业三个层面驱动旅游产业的社会化，这一过程既是技术驱动旅游产业内部各要素演化的过程，也是驱动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旅游企业及旅游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融入互联网，以互联网助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邹文杰、蔡鹏鸿（2015）从揭示研发产业的自组织特征出发，应用哈肯产业系统演化模型，借助我国省市研发产业相关数据对研发产业演化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产业生产率是研发产业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它主宰了研发产业的演化方向，技术市场交易量是影响研发产业演化的重要因素，研发产业生产率和技术市场交易量相互作用推动研发产业演化。霍国庆、王少永、李捷（2015）通过回溯全球主导产业演进历程发现：产业发展和人们需求具有强相关性，产业朝着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方向演化，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产业因融入人类更多的智慧、具有更高智能化水平而表现出较强的成长性。在此基础上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与需求弹性理论演绎出满足不同需求层次产业的五种产业生命周期类型，包括长期稳定型、周期波动型、螺旋上升型、迅速淘汰型和倒U型，并利用美国纺织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及电子产业和化工产业1977年—2012年的产值规模数据的时间序列图对相关产业生命周期类型进行验证，进而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产业创新、产业政策、宏观环境等因素通过产业需求共同影响产业的演进，并使得产业生命周期表现出差异化，而“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这一产业属性在产业创新、产业政策、宏观环境等因素对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特日昆、宋波、徐飞（2015）基于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视角，在新熊彼特理论框架下，剖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技术创新要素以及企业、金融和公共部门等制度创新主体，根据技术创新要素与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阐释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机理。王庆金、侯英津（2015）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延伸、横向延伸以及价值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三链”融合的集聚演化路径，探讨了网络化价值扩散的集聚演化路径，研究了市场拉动和文化推动下的空间演化路径，从法律法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投融资机制、文化创意企业的培育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创新平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策略。

0.2.4.2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www.daowen.com)

渠慎宁、吕铁（2016）通过构建包含工业和服务业的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工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角度剖析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从经济增长潜力看，随着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其将会降低工业技术创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而服务业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影响却不会发生多少变化。服务业具备“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其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外部性影响要弱于工业。在未来推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应保持工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态势。邓向荣、曹红（2016）基于产品空间结构视角，利用Feenstra全球商品贸易数据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在构建全球产品空间布局图的基础上，可视化中国1962年—2014年产业升级路径，并实证检验中国与世界各国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产业升级偏离比较优势程度与经济增幅正相关，生产能力累积引发产业持续创新是跨越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50 余年的产业升级具有适度偏离比较优势特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障碍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能力累积与跨越式升级。因此，建立产业进入退出机制以集中国家优势推进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研发，成为中国转型升级路径的必然选择。李伟庆、聂献忠（2015）深入地研究了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就产业升级对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适当模型和1998年—201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经验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产业升级对中国整体自主创新存在显著正面的溢出效应，产业升级的创新溢出效应越明显，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而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自主创新效应则越存在较大差异。充分利用产业升级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是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杨亚平、周泳宏（2013）利用中国35 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回归结果发现城市相对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对工业相对产值存在“挤出效应”，对服务业相对产值具有“促增作用”。并且相比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工业产值的挤出作用更明显；由于工业用地存在较明显的机会成本，土地相比劳动力对工业的离散力作用更显著。对比东中部城市群以及东西部城市群的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相比西部城市，中部城市具有低成本比较优势，成本差距对中部城市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明显。汪旭晖、冯文琪（2016）通过分析大连市以电子商务服务业助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案例，总结出以电子商务服务业助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五条路径：以产业集聚为目标，倾力打造电子商务集聚区；以电子商务龙头企业为引领，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总部经济效率；以引进和建设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为手段，助推本地服务业触网上线；以结构优化为主线，实施电子商务驱动的传统服务业改造和优势产业培育；以区域协同为依托，大力促进城乡发展的协调互动。魏杰、杨林（2015）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改革，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新常态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急需升级和培育。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造成很多企业的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应由政府承担主要部分。因此，应实施更加适应新形势的配套改革措施，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陈如洁、张鹏、杨艳君（2019）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构建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升级影响模型并研究区域差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中国30 个省份进行分类，计算出2007年—2016年30 个省份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指数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然后利用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差异：经济水平领先的地区由于两者发展层次的不匹配导致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没有对制造业升级起到相应的支撑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显示前者对后者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落后地区则显示两者不存在相关性。徐哗、陶长琪、丁晖（2015）构建了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模型，并对我国珠三角地区2003年—2011年的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耦合度做出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系统之间存在着要素、组织结构和制度上的耦合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但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缓慢的调整上升状态，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张其仔（2014）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对产业进行重新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地区之间是否已发生雁阵式产业升级，以及能否通过雁阵式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用传统的产业分类方法，还是新的产业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巳经发生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现象，而且进入到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第二阶段，东部地区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十分明晰；通过对地区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分析，还发现，在雁阵式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正面临“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通过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克服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面临的“比较优势断档”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综上，学者们对KISI及企业进行了多方研究，但对北京市KISI的演变发展进行的研究却显不足。本课题将在以上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和未来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形势下，着重对北京市KISI的演变及升级机制进行研究，主要解决以下问题：经济新常态下KISI的发展环境有什么特征？北京市KISI的创新机理、集聚效应、演化机制在经济新常态下有什么特点？北京市KISI同行企业之间、服务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在经济新常态下将分别呈现什么样的态势？KISI升级是通过什么路径、如何实现的？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更好地促进北京市KISI的发展？这些都是有关北京市KISI演化升级的主要问题，但要回答清楚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