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1 对北京市服务业整体的研究

江晓薇（2001）对北京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北京服务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对于服务业本身再认识；提高人力资源素质；降低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张华和梁进社（2004）认为城市或区域之经济活动的“基本/非基本部分”这个划分揭示了城市或区域与其内外的重要联系。他们以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和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为基础，验证了用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有效性，发现用传统的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误差很大。并对用区位商值判定的误差进行了阈值敏感分析和部门分析。对传统的区位商法进行了改进，确定了改进的区位商法的公式形式，并对公式进行了验证。另外，在投入产出分析的框架下得出了一个以中间使用率为基础的新的测算基本部分的经验公式，用北京市多年的数据对该公式进行了验证。庞毅和宋冬英（2005）分析了北京的经济发展现状，认为北京完全具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提高服务业科技竞争力、提升服务业附加值为核心，做大做强新型现代服务业，促进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改造，是首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选择。赵群毅、郑国和周一星等（2005，2007）首先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力、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空间行为、全球城市框架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几方面，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归纳了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其次利用实际调查和深度访谈的资料，分析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北京郊区化的影响内容和影响机理，以北京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和都市区228 个“街区单元”为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空间分布实态模拟、空间自相关、因子分析等定量方法，完成了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总结提炼出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空间结构的主要特征和结构模式。接着将结论与西方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比较，发现了转型期我国都市区快速发展的生产者服务业在整体空间结构、功能地域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并提出了新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的拓展方向。汪先永等（2006）根据北京1997年124 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2年130 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辨识北京产业体系的内在联系，确认重点产业链，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北京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提出北京应重点发展机械设备产业群、电子信息产业群、汽车产业群、医药产业群和科研文教产业群。贺灿飞和朱晟君（2007）采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考察北京制造业地理集聚及其形成机制。认为北京市制造业中传统产业比较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相对分散，制造业呈一定郊区化趋势。实证分析表明，产业劳动力结构和空间结构显著影响北京市产业集聚水平。由于北京市具有一体化的高素质劳动力市场，高教育水平、高技能、高职称以及研发型劳动力显著促进产业集聚，低素质劳动力市场由于地域分割严重，不利于产业集聚。制造业向心分布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但郊区化则推动产业分散布局。内部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推动力，地方产业政策与引资政策则导致产业离散分布。蔡安宁等（2015）则对世界城市目标下的北京产业链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1997年—2007年，一直处于核心产业的主要有计算机制造业、建筑业、航空运输业、金融业及科教服务业。孙永波、甄圆圆（2015）利用北京市2004年—2013年现代服务业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服务消费需求水平，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区域开放度以及政府投资支出与北京现代服务业发展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工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还未实现“无缝对接”，第二产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发挥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0.2.3.2 对北京市服务业与其他地区的对比与互动研究

谭成文和杨开忠（1997，2000）利用有关人口普查和统计资料，在京、津、沪对比中对北京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认为北京第三产业总体优势明显，发挥着全国性三产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天津在第三产业服务输出上，总体明显弱于北京，主要为大区服务。北京以物流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三产行业处于劣势，如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水上运输业，处于显著相对劣势地位的仓储业、批发业；天津则是以人流、知识为基础的资金密集型、KISI相对北京的劣势十分突出，如出版业、教科文、旅游业等，但一些物流行业相对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地位。相对而言，北京发挥了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中心的作用，天津则扮演了物流中心的角色。方远平和阎小培（2004）从服务业内部增加值构成、就业结构和基本—非基本分析等方面归纳与比较分析了我国沿海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服务业内部结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社会性服务业发展迅猛，逐步成为中心城市的主导服务行业，而分配性服务业则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其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服务业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同时归纳出三大中心城市的服务业结构特征为：北京市的服务业最具竞争优势，生产性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地位最突出，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而广州则以分配性服务业高度发达而著称。并总结了中心城市服务业特征、趋势及一般规律。童昕和王缉慈（2005）以北京和上海为例，采用调查问卷和企业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分别考察了两市50家创新型企业。从微观层面，对比企业对所在城市创新环境的主观认知与评价。调查发现企业对两市创新性产业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但上海企业对上海市的创新环境评价总体高于北京企业对北京的评价。结论指出，北京与上海的创新性产业发展与本地创新环境的特点密切相关，而城市对创新产业的影响是一个综合与复杂的过程。城市的创新政策需要改变以往针对个别重点产业的狭窄思路，而转向适应技术和市场快速变动的区域综合发展观。刘作丽和贺灿飞（2007）利用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现象，并采用计量模型探讨工业结构相似的影响因素。王小平和陈永国（2008）以京津冀经济圈为例，研究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梯度与协作发展问题，认为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梯度特征可以从增加值梯度、就业梯度和劳动生产率梯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基于梯度特征，提出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协作的对策措施包括建立政府性协调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三次产业互动协调发展、推进KISI的产业扩散、培育区域性大型服务业企业集团、加快中小企业网络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王必锋、赖志花（2016）的研究表明，天津市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协同程度在总体上高于河北省，各地可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价值链延伸协同发展模式、价值链嵌入协同发展模式和价值链重组协同发展模式，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带动京津冀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立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平台，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孙兆慧（2015）研究了北京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应引导台商投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均衡布局，鼓励北京文创企业到台湾投资，大力开展京台两地创意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对策建议。申静等（2015）对比分析了北京与新加坡、华盛顿、伦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国家）的高端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水平，揭示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和劣势。借鉴国际大都市（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北京市应优先发展环境卫生行业、商务服务行业和信息服务行业，加强教育行业、科技服务行业和物流行业的建设，全面提升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发展路径及对策。(www.daowen.com)

0.2.3.3 对北京市高新技术服务业与区域发展研究

王缉慈、盖文启等（1996，1999）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新技术企业集聚区域的企业衍生、集聚与扩散因素，以及企业的异地发展和地区内的商业区化趋势进行了讨论。刘学亮（2002）讨论了知识型服务业的兴起历程，阐释了知识型服务业兴起的原因，提出了关于知识型服务业的概念和行业类别的界定，探讨了知识型服务业的特征，并提出了北京发展知识型服务业的战略规划为：以医疗、传媒、教育、研发、会计、设计、律师、咨询、信息服务、投资银行等产业作为北京发展知识型服务业的重点；在空间布局上，建立以朝阳区、海淀区、西城区为中心的战略布局体系；鼓励以合伙人制企业、工作室、个人开业、NGO等多种形式发展，承认和规范这些组织形式的发展；实现北京整体形象的提升，将知识型服务业建成北京区域经济的特色，以此开展多方面的宣传等工作；发挥知识型服务业的特点，以首都知识型服务业构建北京区域经济创新体系网络。赵群毅（2007）利用北京市两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所提供的大样本数据，以“街区”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从不同空间层次，分析了北京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变动的特征及结构模式。发现：两次普查间，北京生产者服务业整体上处于空间集聚阶段；近郊区内沿为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域，中心城增长速度缓慢，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散特征；“城八区集中分布，外围点状分布”的整体格局表现更为突出。傅正华和李明亮（2008）分析了北京创新性服务业发展趋势，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创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专业服务能力将明显增强；创新型服务机构对政府的政策预期归于理性，行业管理趋于规范化；创新型服务机构进一步分化、整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创新型服务业新的业态将会不断出现。闫淑玲（2019）从北京市商务服务业各项指标数据着手，采用GM（1，1）模型从总量视角对北京市商务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最终得出未来五年北京市商务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北京市商务服务业存在的问题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足，人力成本逐步攀升、缺少高端人才，行业标准化体系不完备。提出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培育国际高端服务品牌、形成国际化标准体系、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体系等建议。王思琦等（2010）依据北京市KIBS 的相关统计数据，从KIBS 行业资产额、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工资报酬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北京市KIBS 的现状，以利于衡量现在经济下北京市与国际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