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的基本理论假设在于公权力的行使，而公权力具有地域性、不可分割性、授权合法性等一系列特征。这也意味着城市治理涉及的权力让渡、责任共担等在实践中面临着实际的困难，成为跨区域协同治理面临的主要障碍。具体到上海大都市圈的社会治理协同，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四个障碍”。

1.动力机制缺失

进入新时代以来，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再强调“不唯GDP”论，但在新的治理绩效考核指标成熟之前，GDP和财政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仍然起着指挥棒的作用。从已有实践看，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动力主要在于分享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各种收益，协同偏重于经济建设服务，对于事关花钱的社会治理协同投入缺乏动力。2021年，上海发布了政府绩效评价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但从内容来看，有关社会治理的考核仍没有实现突破。

2.责任主体缺失

权责利相统一、权力和职能法治、有效的监督问责是现代高效行政体系的基石，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正因为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制度设计遵从了属地管理和户籍管理两个原则，以方便明确职责。但在实践中，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治理协同缺乏有效的责任主体和执行保障机制，社会治理协同产生的各种协议、合同和宣言居多，且未得到各城市和各职能部门一以贯之的执行。(www.daowen.com)

3.基础条件悬殊

上海大都市圈社会治理的经费由当地财政支撑，服务供给的质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虽然上海大都市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均衡的地区之一，但从细分来看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不一，社会治理投入能力有显著差异，特别是人口结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城市在社会治理侧重上有所不同，实现协同治理存在基层条件悬殊问题。

4.信息共享障碍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社会治理信息共享系统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借助于国家平台推进的“一网通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城市之间的信息共享，但共享的信息更多的仍然是企业服务等。各城市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设计各自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并收集数据，信息数据的省级统筹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由此导致市与市之间、市与省之间，省级之间的基础数据和相关标准无法有效对接，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的资源难以统筹，[3]行动难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