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强化区域合作提升城市的总体竞争力和经济韧性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思路之一。但受财税制度影响，上海大都市圈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体制障碍。

1.缺乏跨省统筹协调机制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协同主要在经济领域实施，与经济协同带来的可见收益相比，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预期不明确等问题，以及投入产出难以衡量、责任认定和绩效考核面临实际困难等问题。在缺少强有力的统筹推进机构和有效的推进机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人为的体制机制障碍难以突破。尤其是在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统筹共享方面，各城市的输出意愿明显不足。

2.财政分担共享机制不完善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涉及服务对象流出地和服务对象流入地两地的财政平衡和转移支付问题。目前，为了留住本地产业和机构，各地方政府大多实行属地化补贴机构的政策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这种属地化的供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支持下，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只能够停留在医保结算等较低层次。(www.daowen.com)

3.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进出壁垒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包含“进”和“出”两个关键环节。目前，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行政壁垒约束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流动，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限制自身的执法边界。[1]在“出”的方面，各地多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得出本地行政边界经营；在“进”的方面，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地方规章也以属地化管理为导向，企业和社会组织跨行政区域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存在行政许可的实际障碍。

4.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模式困境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建设基本上遵循了三种模式，即管理驱动型模式、技术驱动型模式和产业驱动型模式。[2]管理驱动型和技术驱动型模式的核心要义是以某地的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为基础，通过管理模式复制的方式实现治理协同。产业驱动型模式的核心是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当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基本公共服务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并逐渐突破行政区划，向外延伸。目前，上海大都市圈还未就相关模式达成一致意见，在实践中呈现出管理驱动和技术驱动的特征，总体上看还处在百花齐放的探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