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各市竞争激烈

第一，产业结构趋同，区域间存在过度竞争。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发展条件相似，产业结构趋同明显，产业同构化竞争激烈，缺乏分工明确的产业布局规划。如各城市主导产业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等产业高度重合，苏锡常三地在经济总量中排名前五位的产业几乎相同。产业发展规划存在同样问题，在各城市“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8个城市都提出重点培养高端装备、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7个城市提到重点发展生命健康及生物医药产业，6个城市提及发展汽车产业，5个城市提及发展电子信息相关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城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重合。

第二，各市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各城市面对不同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上海、苏州、宁波、无锡、常州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处于高级阶段，面临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突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发展现代制造业问题。南通、湖州、嘉兴的第二产业仍保持领先，第三产业占比略低，产业结构处于中级阶段，面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需求。舟山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比重最低，产业转型面临传统行业衰退，新兴产业支撑力不足，资源环境、发展空间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才人力比较紧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区域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医疗卫生、社保、教育等领域的区域性供需矛盾突出。

2.创新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链与产业链有待衔接

第一，城市之间科技合作有待加强。在行政推动方面，上海大都市圈缺乏一个“政策贯通、管理协调、专业分工、利益兼顾”的区域统筹行为主体；在合作机制方面，缺乏一个“多方参与、开放共享、联合攻关、互动创新”的协同网络。部分城市创新资源丰富，但大多自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互动，在规则制定、体系建设、制度完善、平台构建、监管措施等方面开放性不够，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

第二，缺乏合理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体系。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脆弱，合作项目多局限于单一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缺乏整体协同创新，使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客观上影响了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2]。

第三，创新资源转化产业优势作用不明显。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上海大都市圈还存在科技研发机构的研发和产业体系相对独立、市场主体研发实力和动力不足问题，还未形成需求导向型的科技创新模式。此外，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金融、投资等机构参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沟通协调仍不足，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市场的有效通道还需打通。

3.以项目推动为主，制度一体化推进缓慢(www.daowen.com)

第一，区域合作交流不充分，合作平台与专题缺乏。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上海大都市圈各市为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现象，合作与冲突并存。同时，平台建设和专题合作缺乏统筹，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致使力量分散，浪费资源，难以形成合力。

第二，区域治理标准和规范不一致。区域治理标准、管理规范协同一致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基于区域发展竞争所产生的差异化招商政策、营商环境、治理标准等，使得上海大都市圈一体化合作存在诸多阻隔。在管理制度方面，各城市部门设置不同、部门权限划分不清晰，阻碍协作机制的发挥。在产业创新方面，高新企业、人才资质认证标准不统一，跨区域互认存在障碍。在城市建管方面，区域内生态廊道、城际线网均不连续，综合交通枢纽衔接水平不高，城市间环境联合执法、联合共治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在社会民生方面，医疗卫生政策和养老服务标准尚不统一、社会保险异地支取和信息平台打通等制度仍待优化。此外，在部分跨区域项目的建设时序、不同事件的执法自由裁量尺度等方面还存在不一致情况[3]。

第三，区域合作仍以项目为主，制度性合作缓慢。上海大都市圈区域间共同推进的项目较多，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的小洋山开发、G60科创走廊建设、上海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合作项目多为两地或多地为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共同发展目标为基础，共同推进的具体项目。在制度性合作中，除少量共同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事项与领域外，缺少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合作体制机制。

4.上海大都市圈为跨省际都市圈，协调难度较大

第一，跨省合作难度较大，行政区经济仍明显。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复合型行政区域，与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相比，上海都市圈跨两省一市，经济运行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更为明显，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生产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之间的发展规划缺乏统筹衔接，没有从全局出发实现各城市之间的通力合作。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各市政府还存在片面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的现象，合作与冲突并存。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缺乏特色，经济运行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往往竞争多于合作，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缺乏紧密的区域内经济联系。

第二，圈内城市间合作与交流整体推进不平衡。一方面，各市发展阶段相同，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另一方面，各城市在产业协同方面只局限于承接上海的辐射效应，而对发展与大都市圈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认识相对滞后；在合作办法、模式、机制上，原有的习惯思维未能有大的突破；在合作着力点上，各市总是过多地寄望于生产要素只有利于本地发展的单边流动[4]。

第三，圈内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阻碍大都市圈整体发展。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与路径，并取得一定成效。相对而言，上海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的沟通协调机制缺乏，不仅外界缺乏对上海大都市圈的整体认识，圈内各城市也未形成协作发展的主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