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因此，如何正确处理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不仅与牧民生计、牧区发展乃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问题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就前文所述，个案旗县均是地处边疆的传统牧业边境旗县，当地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以矿产采掘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在改变了牧区传统的“以畜牧业为纲”的发展路径同时，不仅带来了GDP的飙升，也给牧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那么，传统牧业是否应该让位于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发展是否可以宰制牧区发展？这不仅是关乎牧区发展道路的重大议题，也是关涉牧区稳定的关键问题。笔者意图从牧业和以资源采掘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逻辑层面入手来澄清这个问题。

首先，传统牧业的发展逻辑是“顺应”与“适度”。所谓顺应，是指牧业是一种顺应气候而形成的资源利用方式。草原牧区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干旱和低温，不适合农业生产，在典型草原地区，降雨和积温甚至不足以支持树木的生长。在农业和林业都无法生存的地区，人类只有通过牲畜的采食来利用草地资源，从而使人类可以生存（王明珂，2008）。草原放牧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高度依赖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顺应自然中获益而不是通过改造自然获益是草原放牧业与其他行业明显的不同之处。所谓适度，是指在满足人们需要获取更多产品的前提下而不破坏自然为主导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在依赖自然而生的牧业生产系统中，人—草—畜三个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已经在系统的自我调节中相互融合。这套系统能够维持良性运行的关键便是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不是满足人对产出的需要。正是因为“顺应” 和“适度”，千百年来牧民才能在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内蒙古牧区生息繁衍。

工业发展逻辑与牧业发展逻辑迥异。对于工业而言，传统工业文明以“人类主宰自然”而不是顺应自然为理论依据。工业化的本质是对资源的大规模深度的开采，对资源的耗竭性开采将导致资源的枯竭，也必然带来污染。工业化是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其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这种逻辑以对自然的巨大损害为代价，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人们把自然仅仅作为提供无偿消费和损耗的对象，对自然尽可能多地开发，对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而不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生产对自然界和社会带来的长期影响。这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特性不仅蕴含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无限制损害的极大风险，由此造成愈来愈多的环境退化也成为诱发风险社会的重要因素。马克思（2009）认为，人类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土地和森林，而且还必须依赖于大量的矿产资源等。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无限的，而矿产资源的藏量是有限的，所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矿产资源的藏量将会日益减少，从而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也就是说，矿产资源是有限的，毫无节制地开发会导致资源“枯竭”。因此，人类要化解人类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保障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放弃传统矿业开发中过时的理念，珍惜、保护和适度开发矿产资源。(www.daowen.com)

如果从二者的发展逻辑来看，似乎牧业与工业之间充满对立，不可调和。但是如果从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辩证分析，工业与牧业既有矛盾，也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从短期来看，工业化生产会带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这就会造成一定的工牧矛盾。如前文分析的工矿业开发带来的水资源摄取、草场污染等加剧了牧业的脆弱性。但从长远来说，治理污染、节约资源、保护牧业乃至牧区生态环境则是保护了工业化发展的根基，是有利于工业化发展或牧区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说从长远利益看，工业化与牧业是可以协调发展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协调工矿业开发与牧业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发展二者关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启迪。生态文明同以往的文明形态不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是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全球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产生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任务，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即将生态文明的内涵融入工业化建设，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使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习近平总书记以“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两山说”生动形象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习近平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陈二厚等，2015）。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拒绝的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资源开发，并不排斥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他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坚决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金山银山论”是我党在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怎样发展的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方略，这不仅昭示着牧业与工业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统一性和协调发展的根据，而且这一系列新思想、新思路蕴含着工业化发展与牧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并进的思路。笔者就此提出巩固基础牧业、树立“生态优先”的牧区工矿业发展理念、严格管控工矿业开发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