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社会资本意味着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依托关系网络所利用的社会资源，例如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米切尔（1969）在其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经典定义中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质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关系，其整体的结构，可以称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动。普特南（1993）对意大利公民协会的研究中认为，人们通过参与社会组织而发展社会资本，参与率较高的地区政府更有效率，对市民的要求更加敏感，其辖区的经济更有活力。本研究把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两个维度，第一是邻里关系。蒙古族历来有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传统。受自然生活环境的影响，牧户之间居住的地理位置比较远，彼此间相互照顾、经常交流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脆弱的生态环境对牧民之间的互相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形成众多的牧户之间的联合、分工合作、互助，才能管理好大规模的畜群和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敖仁其，2004）。牧民在他们的“互助互惠”“无偿帮助”思想的基础上展开切为生存所需要的生活活动，即共同经营土地、草牧场，如果有哪一户人家春秋季工作繁多，缺少劳力，邻近的牧民一定会伸出援手，自愿帮助。所以牧区的传统和谐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美德。因此，基于互助基础之上的和睦邻里关系对牧户而言至关重要。第二是是否参加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牧业生计作为整体性社会事实的重要表现，蒙古民族的先民创造性地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合作经济组织—“古列延”（Kuriyen）和“阿寅勒”（Aler），而合作组到人民公社的牧区制度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牧民传统合作互助的延续和发展，但是以家庭为核心和草场承包责任制使传统的互助合作组织解体（达林太，2010）。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内，合作社被视为“农场的延伸”、独立企业模式或农场主集体行动的联盟。Ward等人（2004）发现农民通过合作社可以实现纵向协调，有利于农民实现规模生产、获得技术、增加融资、降低风险和提高质量，进而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和规模。孟惠君（2008）认为，发展牧区新型合作组织可以以联营的方式让牧民发展合作经济，有利于草原大面积划区轮牧，合理利用牧区水资源、共用草场网围栏联户，最终改善草原生态建设的质量与效益。为了降低牧民交易成本、提高牧民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新型的牧户合作组织在牧区发展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Azevedo＆ Gitaby（2010）还认为，合作化运动、合作社网络以自我管理、教育和技术创新为基础，既有内外团结也有日常民主实践，并且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与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相反的社会、伦理和生态价值追求。本研究将采用邻里关系、参与社会组织情况和在家庭或亲属是否有干部等三个指标来测量牧民的社会资本。

图6.1　牧户邻里关系情况

在图6.1中，回答邻里关系“非常好”或“较好”的牧户有131户，占比63.6%。这说明邻里之间互惠合作的关系在牧区仍然是主流。但是回答不好或很不好的牧户有31户，占比15.1%。多数牧户之间的邻里关系不好的重要原因是草场纠纷。(www.daowen.com)

在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下，以牧业专业合作化为代表的多样化牧民合作组织开始兴起。在社会组织方面，从不参加牧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为96户，占比46.6%，只有11.2%的牧户经常参加牧民经济合作社。在家庭或亲属是否有干部（含政府工作人员）方面，有32户占比15.5%的牧户回答有，有174户占比84.5%的牧户回答没有，见表6.12。

表6.12　牧户参加社会组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