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方法只是解决围绕贫困的复杂问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发展的情境，即该方法还必须使其适合当地情况和当地人民生计的优先事项。对于内蒙古草原牧区而言，在牧区市场化、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牧民面临着可持续生计的迫切要求。如何将拥有较强适应性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合理的改造，从而适合于牧区宏观制度与发展结构以及对牧民具体生计困境的分析，这已成为可持续生计框架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笔者认为，建立适合于牧区发展情境与牧民生计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必须要考虑文化和牧区发展的制度背景等两个重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发展文献中的重要议题。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同社会发展与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有着内在联系，如果不将“文化因素”考虑进来就无法理解这样的变化。塞尔·亨廷顿（2002）等西方学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证明了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世界银行（1998）也认为，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把全球知识带到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向这些国家学习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特别要注意穷人的基础知识。发展的计划者和学者慢慢开始把文化当作一种胶剂。文化能够将社会紧紧黏合，让社会结构一脉贯通，以便进行发展干预（Radcliffe，2006）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演进脉络而言，虽然文化是社区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但是可持续生计框架本身对“文化” 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文化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影响，包括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Tao et al.，2010）。文化也包括内在力量，包括信念（例如关于发展的见解）、传统、身份、语言、宗教场所、礼节和节日。例如在一个部落系统建立的原始社区之内，生计策略在相互作用的实践、重新分配和交换中被灌输，这种文化属性对人们的生活、选择和幸福尤为重要。如克莱德·M·伍兹在《文化变迁》一书中所描述的马达加斯加西部丘陵地带的塔那拉人依靠刀耕火种方法种植旱稻的生计策略。塔那拉人交替开垦他们村庄周围的土地，然后再搬到新的地区，建立另一个村庄。在这种情况下，塔那拉人居住在一起，共同耕作，保卫部落，防止敌对部落的入侵。劳动的产品在组成大家庭的各家各户中平均分配。可以看出，围绕这个生计策略，塔那拉人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乃至地方认同。内蒙古牧区长久以来具有良好的生态和文化发展可持续性，生态和文化是牧区优秀的历史传承，牧民生计与草原文化、生态环境交织于一体。因此，对于牧民生计问题的考量必须与草原文化相勾连。对于发展背景而言，牧区也是国家实施现代化发展计划的重要实践场域，如Dee Mack Willimas在《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内蒙古牧民自1980年以来经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变革，他认为国家草原政策与牧民的日常生计实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思路中，宏观层面上的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与微观层面上的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密不可分。它作用于各个层次——从农户直到国际，以及各个范围——从个人到公众，并且有效地决定着农户对于各种资本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决策机构和程序规则的参与程度或影响能力等；不同资本、产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对某种生计策略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收益（苏芳，2006）。鉴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在借鉴参考国内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研究基础之上，针对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的可持续生计影响进行分析，尝试构建了工矿业开发—牧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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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工矿业开发—牧民可持续生计框架

该框架与传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由于内蒙古牧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生计知识对维系牧民可持续生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框架将文化资本纳入牧民所拥有的多重资产组合中，主要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等六个方面反映工矿业对牧民生计的影响规模和程度。第二，与传统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将脆弱性聚焦于外部冲击、季节性、趋势等方面相比较，本框架将牧民生计面临的多重脆弱性背景细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牧民的生计系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与该生计系统能够有效应对上述风险的能力密切相关。只有当牧民生计系统能够抵抗来自干旱等自然灾害、能够有效应对来自草场退化以及生工矿业开发所导致的各种预期性或非预期性风险时，他们的生计系统才可能被称为具有可持续性。第三，通过调研发现，工矿业开发作为地方政府强力推进的发展项目，其发展过程和利益分配机制已打破了当地在草场承包及草畜平衡等制度政策背景下牧业生态与经济复合系统的均衡态势，对脆弱性背景、牧民生计资产及生计策略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把作为工矿业开发作为“机构和政策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第四，就框架内部各变量的关系而言，由于当地的生态特性及牧业生计的特点，脆弱性背景与牧户生计资本配置存在着较强的互动关系，这二者和工矿业开发共同决定了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牧户的生计产出又进一步影响了牧民的生计资本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