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大多数牧区由于人少畜少，放牧仍然可以“逐水草而居”。其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牧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始终未能走出追求牲畜个体头数增长的误区，牧民可流动空间日益缩小，人、畜、草三者的矛盾日益尖锐。据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当时内蒙古有88个旗县，饲养家畜超载的旗县有67个，占76.1%，但是到了2000年后，除个别旗县外，全区草原超载现象普遍存在。根据东乌旗草原站1983年的草场调查资料计算，东乌旗牧业年度理论载畜量为250.1万绵羊单位、日历年度为184.1万羊单位，而1983年实际载畜量为210.4万羊单位，日历年度179.0万羊单位。到了1989年后，东乌旗牧业年度的载畜量年年超300万羊单位，1995年达380万羊单位（锡林郭勒盟畜牧志，2002）。

1949年前，乌拉特后旗境内的牲畜不足十万头（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牲畜头数逐年增长。1970年牲畜头数已达到38万头（只）。1973年，全旗实有牲畜19.26万头（只）折合23万个羊单位，当年理论载畜量为23.6万个羊单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羊绒价格飙升，更刺激了牧民发展山羊的诉求。牲畜头数在1998年达到了巅峰的65.01万头（实测85万头）。当年理论载畜量42.02万个羊单位，超载23万个羊单位。1999年全旗实有牲畜60.01万头（只），当年理论载畜量42.02万个羊单位，超载23.33万个羊单位。如果从相对静态角度去对比，1999年载畜量比1973年增加了3.3倍，也就是说在不到30年的时间，草场在超出负荷3.3倍的状态下运转，见表3.1。

表3.1　乌拉特后旗草场承载力变化及超载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乌拉特后旗年鉴 1989-2004》及《乌拉特后旗统计年鉴 2006》整理(www.daowen.com)

随着牲畜头数的增多，畜均草场占有量逐年减少，牧场载畜量超负荷，大部分牧场受到不同程度过度放牧的影响。牧草生长缓慢，植被覆盖度降低，草场产草量和载畜量下降，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同时也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居民点逐年扩大并增多，人、畜生存无回旋余地，从而进一步造成草原的沙漠化。这些使本来就脆弱敏感的草场更加不堪重负，草场退化严重。包玉山（2002）认为，退化草场一般呈现以下特征：（1）植被的草层结构简单化，草群变矮，种类成分改变，原来的优势种逐渐衰退或消失，大量的一年生及各种杂草相继侵入，甚至有毒有害植物大量增加；（2）草群中可食优良牧草的生长发育减弱，数量减少，产量降低，而不可食草类数量、产量增多。乌拉特后旗牧区的植被表现为稀疏化和种类贫乏。其中盖度降低30%—80%，高度降低25%—70% （1998 年末测算盖度降低70%—90%，高度降低55%—85%），植株日趋矮化，多年生可食性牧草下降，产量低，平均下降45%—70%，质量更差。更为严重的是，牧区出现了以生物物种的逆向演进情形为代表的草场恶化。草原恶化是在草原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其结构特征和能流与物质循环等功能过程的恶化，即生物群落（植物、动物、微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既包括“草”的恶化，也包括“地”的恶化。这不仅反映在构成草原生态系统的非生物因素上，也反映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种生物组成上，因而草原恶化是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恶化。这种恶化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还将产生一系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张利华，2016）。

表3.2　乌拉特后旗 1973—2015年草场退化及生物逆向演进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乌拉特后旗年鉴 1989-2015》整理

如表3.2所示，山地草场是乌拉特后旗退化最严重的草场。植被以荒漠化草原为主，包括荒漠化草原和典型草原，主要分布于中、低山区。正常草场的建群种和优势种主要以密丛型小禾草的戈壁针茅、小半灌木的芪状亚菊等组成。2004年，建群种和优势种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多年生牧草从一平方米十种减少为三种，而骆驼蓬和一年生栉叶蒿从无到有，增加到八九种。盖度从20%降到9%。高度从15厘米降到6—8厘米。一些榆树多被山羊啃死，一些有害植物则大量滋生，如异变黄芪。在四子王旗，北部荒漠化草原的覆盖度仅22.6%，年产鲜草40公斤/亩，中部丘陵干草原覆盖度41.5%，每亩年产鲜草65公斤，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亩产鲜草量下降了15—20公斤，而牲畜头数由60万只（头）增加到100万只（头）。严重超载导致草场生产力下降，豆科和禾本科可食牧草减少，而杂草类的劣质牧草和不可食草增加。牲畜践踏使土壤表层草皮破坏，导致草场的沙漠化。在牲畜集中的水源附近约2千米内往往破坏最严重并形成沙漠化圈，沙漠化便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