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灾难与其他动因，也由于清政府直至民国政府的政策的疏导，农耕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区域开垦草原（邢莉，2013）。从历史上看，乌拉特后旗在清朝中叶同驻哈达玛尔“共牧地”，属民“逐水草而居”，游牧于牧于乌拉山南北。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山前牧场被大量垦殖，牧业被迫屡屡北移。1912年，政府制定了《垦辟蒙荒奖励办法》等规定，对积极报垦和领垦者予以奖励。从此，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始大兴蒙垦，一些军阀在抢占地盘的过程中把蒙垦作为其发横财的途径。当地一些王公和汉族地商相互勾结，竭力肥私，广大民众深受其害。绥远省政府成立后，继续实行“移民实边”“开发蒙荒”，扩大垦务。到了20世纪中叶，山前牧场最后一批蒙古族牧民也全部迁到乌拉特后旗山后牧区。

四子王旗从康熙巡守热河开始，始有晋、冀、鲁、豫等地的汉民移居蒙地，他们相随裹粮前来，有的春来而冬归，行止不定，有的筑室打井而成为土著。内地贫民越聚越多，禁垦之令难以执行，再加俄日势力的入侵，清王朝以“移民实边”为名大量放垦荒地。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置垦务局，继续实施官垦，以至大片的草牧场变为农田。旗内垦地多在旗境东、西、南三面，宽75—80千米，长200余千米，其间已报垦地合计21324公顷（四子王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曾在几个历史阶段有计划地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多种多收”，牧区也开荒种地，全旗耕地面积由1959年的235万亩增加到1961年的261万亩。“文化大革命” 时期（1966—1976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指导方针上片面强调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许多人民公社暗地里开垦了不少荒地，作为达标的帮忙田。另一方面城市的大批知青上山下乡解决口粮也开垦了不少荒地。1976年底，全旗耕地面积增到320.79万亩。(www.daowen.com)

东乌旗的滥垦高潮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在“牧民不吃亏心粮” 的错误导向下，东乌穆草原约40%的面积在此期间也被侵占和开垦了（张正明，2007）。第二次开垦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持续10年。1997年据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盟34旗（县）天然草地开垦调查》显示，1986—1996年，东乌珠穆沁旗开垦草地77297.8公顷，造成了土地大面积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