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的分析框架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自然脆弱性。这一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程队对自然灾害的研究（Ford，2002）。Hewitt（1971）和Burton（1978）等学者认为人类在危险环境下的暴露程度和危险源（即致灾因子）的特性共同决定脆弱性，所以它偏重从自然因素的角度分析脆弱性。这一观点聚焦于环境变异与环境特质在决定人类脆弱性的程度与形态上最基本的角色，包含时间、持续时程、频率与强度等。这一观点最初只关注生物、物理等自然条件脆弱性或退化，并估计这些变化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景观所产生的冲击（Liverman，1990）。人类社会在此取向中不具主体性的存在，因此人类系统是否具有能力处理灾害事件，并影响灾害结果是不受重视的。也由于忽略了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因素在构成环境威胁的暴露性与冲击这些最精巧的部分（Dow，1992），致使此取向的研究观点较为狭隘，也无法处理个体或集体行动者在制造脆弱性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脆弱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灾难次数增加、边缘性社会的不断形成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经历的各式环境与政治经济因素纠结的问题，一些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理论来解释灾难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灾难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再生产与剥削的结果，不仅来自自然的弱点，更包含了社会的脆弱性（Peet& Watts，1996）。如Blaikie 在其著作《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土壤侵蚀研究时发现，造成土壤侵蚀的主体并非物理条件，而是当地的农民。在生产的地方关系与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中，农民不断被市场抽取剩余，迫使他们也不断向环境抽取剩余，并随着时间的积累，造成环境退化（Blaikie 1985）。他进一步论述政治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间的关系，认为土壤退化是社会边缘化的原因与结果，两者相互强化 （Blaikie&Brookfield，1987）。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系统对脆弱性的影响，并且逐渐形成了社会脆弱性学派。脆弱性是存在于对象内部且独立于外部致灾因子的固有特征，它具体表现为放大或是减轻灾害损失的能力。当承灾体是人类社会系统时，这种内部特征用“社会脆弱性”来表达（Adger et al.，1999）。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研究者趋向于分析导致脆弱性的根本原因，这种分析可以是多尺度的，如地区、国家、全球；而且脆弱性包括人文范畴内的各项因子，主要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五大类。第三个阶段是综合论。Kasperson（1995）认为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同等重要，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受到这一观点启发，Cutter（1996）提出了综合研究系统和外界压力的“脆弱性的地区致灾模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将脆弱性分成受灾度、敏感性和适应力三个维度考虑。受灾度指一个地区或群体蒙受灾难或危险 的程度；敏感性是一个系统对冲击或压力的反应程度；适应力是一个系统面临冲 击或压力时通过应付或适应避免损害的程度（Martha G Roberts、杨国安，2003）。根据这一分析框架，脆弱性需考虑的面向是某单元或系统在压力与灾害下的暴露性程度、在此暴露性下此单元或系统受到影响的程度 （敏感性），以及单元或系统在其受影响与敏感的程度下，具备多少处理、回应与调适的能力 （McCarthy et al.，2001）。第四个阶段是动态性分析。脆弱性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注意到了脆弱性的动态性，即脆弱性不是固定的和静态的，它具有历时性的特征。因此这一阶段把时间维度纳入脆弱性分析中，即把静态的分析拓展为动态的时间序列过程分析。Obrien &Liechenko（2000）等人认为，脆弱性的动态变化有三种形式：一是来自人类的自觉行为；二是来自环境、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力，它们使适应力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连续的变化；三是灾难事件的发生导致适应力水平的突变。

2000 年之后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奠定脆弱性为气候变迁研究的重要领域的学术里程碑。它不仅确认脆弱性研究是理解气候变迁冲击的核心概念，而使脆弱性一词成为国际气候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可持续框架中，脆弱性被定义为对给定打击受损失的不同敏感性，是指面临危险、冲击、变动和压力时表现出的抵御能力缺乏、受灾影响的程度，是贫困的重要特征（Kasperson，2001）。脆弱性环境是一组存在于人们当中可能影响他们对贫困（来源）敏感性的因素。它是由趋势（如人口趋势、资源趋势）、冲击（如人类、牲畜或者作物健康冲击、自然灾害、经济冲击、国内或者国际战争形势的冲击）和季节性（如价格的季节性、产品或者雇佣机会）等因素构成的（Heidhues，2006）。致脆弱性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环境危机、经济波动、政策改变、种族冲突、疾病、失业、突发事故等（韩峥，2004）。脆弱性的关键属性是人们的生计机会以及他们的资产组成和收入，取决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因此，必须把脆弱性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脆弱性的关键属性是，它们不易受到当地人民自己的控制，至少在中短期内是这样。脆弱性背景是生计的外部环境，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是农户难以控制的部分。不同的是，有别于之前批判学者直接论述脆弱性如何在阶级化的社会结构与商品化的环境中被生产的观点，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整体的理论架构中将脆弱性解释为对生计造成威胁与破坏的风险因素 （Chambers & Conway，1992; DFID，2001）。学者们针对农户所面临的脆弱性背景区分出了三种典型的风险来源，分别是冲击 （Shocks）、趋势性（Trends）变化以及季节性（Seasonality）或周期性变迁，用以指导分析研究对象通常所面临的脆弱性风险及脆弱性程度。(www.daowen.com)

结合脆弱性分析框架的演进脉络及内涵，我们认为在个案工矿业开发区的牧民生计暴露在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多重风险叠加之下。自然风险是指由于气候不规则变化产生的现象所导致危害牧业经济活动或生命安全的风险，如旱灾、雪灾、风灾、鼠灾、蝗灾等；社会风险是指个人或群体的不当行为对牧业生产及牧民生活造成的风险，在当地表现为过牧、草场退化、滥垦滥挖等；技术风险是指由于工矿业开发所导致的威胁牧民生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