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学上看，脆弱性一词的意思是无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当社会没有适当的防护措施来对付把它推入变化的社会势力，就是脆弱（德尼·古莱，2008）。Timmerman（1981）第一次提出了脆弱性的定义，他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对抗灾害事件的程度，此反应的程度与特质由系统的弹性 （系统能吸收与事件中恢复的承载力） 所决定。Bogard （1989）认为脆弱性在操作上可定义为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对抗损失。当应用在个体时，脆弱性即是个体无法或不可能有效减灾的结果，是能力的函数。Chambers （1989）认为脆弱性是指暴露在压力与偶然事件中，且不具备处理能力。因此脆弱性有两个面向：外部面向指个体或家户所面对的风险、冲击与压力；内部面向指系统的无抵抗性（Defenselessness），缺乏处理的方法。Blaikie（1994）认为脆弱性指一个人或社群的特质，可以预测、处理、对抗及从自然灾害冲击中回复的承载力。包含了一连串因素的组合，决定哪一些人的生命、维生方式、财产或其他资产将会置于不连贯的自然或社会事件下的风险程度。Turner& Kasperson（2003）从灾害学的角度认为脆弱性是暴露于风险、扰动或压力下的系统（子系统、系统组分）可能遭受的损害程度。2005年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上通过的《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提高国家和社区的抗灾力》中指出，脆弱性是系统的内在属性，产生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及过程共同决定的系统对各种胁迫的易损性。面临压力和冲击时，系统组织建立起恢复力和适应性管理至关重要，适应能力也是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Adger（2006）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脆弱是暴露于环境或社会变化中，因系统缺乏适应能力而对变化造成的损害敏感的状态和程度。Cardona（2012） 认为脆弱性指暴露元素在经历灾害负面效应时的特质与倾向。在其风险模型中，灾害与暴露性被用以测量外部面向，脆弱性则用以描绘内部面向。

尽管脆弱性在有定义上的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们看出脆弱性多被放置在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范畴下进行讨论，其中尤以人文地理学或人文生态学尤甚。因此，脆弱性在学界的使用源于地理学和自然灾害的研究。地理学者White（1945）开始在灾害研究领域中探讨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大学地理系（1946—1970）及科罗拉多大学（1970—2006）期间树立起芝加哥学派的自然灾害研究取向。1942年，Gilbert F. White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要降低洪患的损失不仅需要降低人们在灾害下的暴露性，更需要提升人们预期或处理洪患的能力（White，1945），这是近代地理学灾害研究中首次将人的主体性带进灾害研究与管理的领域，也将人类的能动性（Agent）从灾害的被动者角色中释放出来。1990年代中期以后，实证主义之灾害地理学者Cutter（1996）进一步将脆弱性研究区分为三个主题，第一类视脆弱性为风险与灾害的暴露状态；第二类视脆弱性为社会状态；第三类则整合暴露与社会状态以分析地方脆弱性。脆弱性研究之后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生态学、公共健康、贫困与发展、生计保障与饥荒、可持续性、土地变化、气候影响和适应（Füssel，2007）。因为脆弱性与人类的生计、贫穷程度和保护自己的能力或者居住地的安全有天然的联系，所以降低脆弱性也是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