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世代以游牧业为生。到17世纪初，“阿寅勒” （Aler）和个体游牧方式是蒙古族畜牧业生产的主要经营方式。“阿寅勒”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只在旗内指定地区移牧，不再远距离游牧，生产相对稳定；第二，单独放牧，不再是同族人的集体游牧；第三，有部分牧区已“牧而不常游”，逐场步向半游牧方式过渡，甚至有的牧民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定居农民；第四，形成有规律的两季或者四季移场放牧（色音，1998）。清朝统治者在征服蒙古诸部之后，对蒙古的地方体制进行了整顿，采取“众建以分其力”的政策，强化封建秩序而实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具有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的官员任命程序的军事、行政合一的地方组织。旗的首领为札萨克一人，统管旗里的行政、司法、财务等各种事务，由清政府授以印信（邢莉，2013）。1635年，清朝仿照满洲八旗制设蒙古八旗。1636年，皇太极继皇位后，又陆续设游牧八旗，该大部落为若干小部落。够一个旗编制的就派都统或总管，分别治理，以图易于控制，不够一个旗的就设佐领进行管理，名之为“苏鲁克”^[1]，指定地点令其游牧。清初曾在养息牧场（后俗称“苏鲁克旗”在今辽宁彰武县北部）、太仆寺牧场（今内蒙古太仆寺旗）等地实行过“放苏鲁克”。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旗府、庙仓等以劳役形式将畜群交给属民放牧，从而成为牧区的一种牲畜承放制度（陈献国，2004）。苏鲁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王公贵族、旗府、庙仓以无偿劳役形式交给牧民放牧，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另一种是牧主出租牲畜给他人放牧，收取牲畜和畜产品，剥削苛刻，畜群孳生的仔畜全部归牧主，租户只能得到双胎的一只，以及少量的奶食、畜产品，因灾害和疫病的死亡，租户需如数交回畜皮。漠南地区畜牧业经营模式主要是以苏鲁克为主，兼有其他经营方式。乌拉特后旗的苏鲁克的通行做法是，庙仓、牧主把牲畜“苏鲁克”让牧民放牧不给工资，也不给草料、医药和防治费用，更不给建设棚、圈和生产工具等，是一种无工资，无投资的小本经营。每年点一次数（打印） ，即对原来打过印的牲畜进行一次核对，核对有误的要交头皮耳记，否则放牧者包赔，新繁殖增加的牲畜要过数打印注册入账，但没有仔畜繁殖成活要求，有多少算多少。绒毛、乳类畜产品归放“苏鲁克”者。牧主依靠占有较多的牲畜通过“苏鲁克”来剥削牧民的剩余劳动力，是牧民贫困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便是粗放游牧，即一家一户私有经营，游牧生活，随水草而居。由于游牧不能定居，就更谈不上永久性棚圈建设，仅一些游牧点（浩特、乌素）有比较固定的场所，一旦发生疫病、狼害以及其他动、植物异常现象的反应，就请喇嘛念经安镇或看水土指点迁居方向和放牧地点，来祈求 “免灾避难”和“平安无事”。当时东乌珠穆沁旗的牲畜所有制形式有七种：旗王公贵族的畜群、寺庙仓畜群、牧主牲畜群、巫术会议畜群、乡村会议畜群、敖包—泉畜群、牧民畜群。旗王公贵族的牲畜群、寺庙牲畜群、牧主牲畜群占牲畜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大官僚、大牧主和大喇嘛是主要的剥削阶级。居人口少数的王公贵族、牧主是牲畜最大的拥有者，如1947年前东乌旗王公拥有15万头（只）牲畜，占全旗牲畜总数的1/3。母畜、强畜、弱畜、小畜、小畜混群放牧，有的甚至采用原始的放牧方法，畜群撒在草场，听其自然，畜群经常受到天灾、狼灾和各种疾病的摧残。加之蒙古族内部封建王公上层的剥削、挥霍和汉族商业高利贷者的压榨、敌伪掠夺等社会因素使牧民生产情绪普遍不高，牲畜量一直徘徊不前，如1949年乌拉特后旗的牲畜只有5.19万头（只）。(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