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牧区矿产开发的研究多集中于蒙古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聚焦于蒙古国矿产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Gansukh Enkhdelger（2017）认为蒙古国的矿产开发从1911年开始，一直是国家的经济来源之一。从1990年开始，蒙古国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矿产开发成为经济的支柱（世界银行，2003）。L.Enkhdelger（2013）指出蒙古国境内目前有80多种矿产，且各种矿产的开采点已经超过6000个。他进一步指出，蒙古国在2012年的开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出口收入占 60%。2006年蒙古国经济在矿价上涨时开始扩张，2011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7.3%，被认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Khulan Ganbaater，2016）。埃琳娜和苏德山（2007）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着重分析了蒙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指出采矿业在蒙古国投资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在2013年后由于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影响及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放缓导致矿产需求疲软等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蒙古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乌日很，2018）。巴特巴桑（2013）认为，对资源的依赖使得蒙古国经济风险加剧，蒙古国经济已经出现“荷兰病”的征兆。除此之外，外资大面积逃离给矿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下行压力，导致停滞不前的困境（胡格吉勒图，2017）。Batchuluun A（2010）等学者在承认矿产开发为蒙古国为GDP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认为缺少发展经验和适当的法律环境是采矿业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着的巨大挑战。Pranav Gupta等人（2015）基于结构模型的分析，解释了蒙古国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社会规模庞大的国家为何会陷入经济困境的具体成因，并将其归因于基础设施的滞后和资源生产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孟和图拉嘎（2017）进一步认为，由于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片面靠矿产资源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采矿业也对其他蒙古国原有的轻工业造成了排挤，由于采矿业利润的丰厚，企业家大都把钱投在了采矿上，对于国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则置之不理，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Reeves J（2011）从主权治理角度出发，认为采矿业的投资使乌兰巴托等大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蒙古国对采矿业进行“善治”的能力是避免资源诅咒的重要因素。

一些研究则重点关注了矿产资源开发对蒙古国牧区生态环境的全方位影响。世界银行（2006）认为蒙古国矿产对牧区造成了水质量下降、尾矿污染、重金属污染和空气污染等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产生了对当地经济贡献较小，与牧民关系紧张等问题。世界粮农组织（2007）的研究表明，矿产开发对蒙古国牧区留下了化学污染以及扰乱传统牧民迁徙模式等问题。铃木幸男（2012）从畜牧业和采矿业这两个主要的经济系统入手，探讨了二者的冲突关系。他认为通常蒙古国多数的露天采矿是直接从牧场下面开采矿物资源，采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河流区域遭到污染和破坏，水资源减少。尼玛苏仁（2018）认为过度放牧和矿产资源开采等使得蒙古国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天然草场承载能力下降，导致牧民生计变得困难。一些学者则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矿产开发对牧区的多重影响，如Mijiddorji R&Bayasgaralan S （2006）对因矿产开发造成的水枯竭问题的研究；Jackson&Sara L（2015）对蒙古国南戈壁省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和塔凡陶勒盖煤矿的个案研究表明，采矿业带来的粉尘对牧民生计和牲畜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Johnsen&K.I等学者（2012）的研究证明金矿开发成为查坦驯鹿牧民的生存威胁之一。一些研究则关注了工矿业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如Lahiri-Dutt K（2017）等人考察了工矿业开发中的非正式采矿现象，并认为蒙古国的游牧民族正在通过非正规采矿不断调整生计，以应对国家政策实施进程所引发的各种转变。还有一些研究从宏观层面审视了工矿业开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Tumenbayar N（2002）认为牧民的财富权与矿产开发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矿产开发给蒙古国带来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牧民主导的社会运动不断涌现（Byambajav& Dalaibuyan，2006；Upton.C，2012）。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一些学者对内蒙古牧区的工矿业开发也有关注，如G.S. Daia&S. Ulgiatibl（2014）等学者在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的研究发现，牧区煤炭资源开发不利于农牧民增加收入，资源开采对牧民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实质性改变，煤矿开发将使牧民在未来承受风险。总体而言，国外学界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牧区在面对工矿业开发时所体现的脆弱性、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带来社会不稳定，这些都对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2.国内相关研究

近些年来，工矿业对内蒙古牧区的介入和短期经济利益及长期生态保护等诸多矛盾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经济学研究论证了工矿业开发对牧区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常振亮、乐奇（2006）认为内蒙古的资源优势是经济优势，是振兴内蒙古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前提。以矿产开发为主导的“资源支撑型模式”是形成内蒙古经济超常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蒙古现象”的重要推手（布和朝鲁，2010）。郭晓川（2004）针对鄂托克旗经济成长的过程与现实，认为快速的经济成长和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为牧业旗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新的投资热土。但是一些学者则关注到了经济发展中过于依赖工矿业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布和朝鲁（2012）以煤炭开发为例，认为内蒙古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凸现了诸如能源资源问题、能源环境问题、能源效率问题、能源利益问题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学者从县域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陆泓序（2016）基于乌拉特中旗牧区工业化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出乌拉特中旗牧区发展工业中存在的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依赖程度高，对于当地传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等问题。刘小燕（2017）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矿产资源优势，这种产业单一、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体在我国经济处于重大转型期的背景下，正在面临能源结构转变导致的市场需求增长减缓、效益下降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下降。一些学者则对工矿业开发良性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行探索并提出建议，如王岩（2008）以内蒙古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型产业为研究对象，提出矿产资源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可以选择的模式和建议。张亮亮（2008）通过对国际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讨转型时期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即一方面通过集群形式发展矿产资源型产业，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资源型经济”的多样化转变，实现资源富集地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付东梅和王莉莉（2011）运用应用投入产出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对以能源、冶金为代表的内蒙古矿产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及调整方向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取向。佟全宝（2012）认为对生态敏感的内蒙古煤炭富集区应基于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这一视角，选择合理的开发模式。孙雨霞（2014）通过对内蒙古已开发利用矿种的资源禀赋条件、资源储量、开发利用现状等内在的优劣势和影响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发展的外部机遇与挑战等因素的SWOT分析提出了内蒙古工矿业的具体发展战略。李鹏（2016）认为，内蒙古经济历经一段超常速发展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资源浪费、效益不高、创新不足等负面效应和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的资源产业发展方式等深层次矛盾的凸显。他认为内蒙古要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坚定地走低碳循环的绿色化发展之路。冯聪（2016）提出了内蒙古工矿业开发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采取比较内地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推动实施矿产地储备，矿业产业坚持精品化路线，提高矿产资源单位开发经济效益等策略。张春华（2018）对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赋存特点与勘查开发及利用现状的研究，剖析了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为实现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围绕“新常态” 下如何科学发展矿产资源产业从政策、体制、效益等方面提出了研究意见。(www.daowen.com)

学界在对工矿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展开理性思考的同时，也从多维度审视工矿业开发对内蒙牧区的介入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了工矿业开发引发环境问题的成因。张亚民（2005）对近20年的内蒙古资源开发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生了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增大和资源严重浪费等重大问题，这些已经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他进一步认为，只有转变观念，特别是转变决策机构和领导的观念，改变过去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的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才能实现内蒙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宝音都仍（2009）考察了决策者、矿业主和牧户在追求各自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而采取最优策略的行为中导致矿产和草原生态服务均被掠夺式开发的长期低效率均衡境况。郭晓川（2011）以非再生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以及原生生态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运用博弈理论从多学科视角剖析微观主体之间利益对抗，证明了矿产资源开发是内蒙古草原退化、沙化和盐渍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当前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迅猛推进，尤其相应配套环境保护措施和践行缺位，而且开始出现“荷兰病”现象，传统草原畜牧业被挤出，导致草原生态系统严重遭到大量破坏态势。杨思远（2013）针对鄂温克旗的工矿业开发实践，认为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产业的枯竭缺乏后续产业跟进，对当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威胁；尤其是传统畜牧业得不到现代工矿业的改造，长期停留在粗放型生产方式中，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煤炭开发对畜牧业再生产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姜明（2015）从宏观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内蒙古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对草原生态环境及对畜牧经济的负面影响。布仁吉日嘎拉（2017）运用博弈论考察了内蒙古牧区的工业化占地现象，认为草原土地资源的非牧化征占用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牧民以及有关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其对中国生态、环境安全和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些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工矿业开发对牧区生态和环境的具体影响。达林太、郑易生（2010）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严重威胁着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王关区（2013）对内蒙古牧区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欠合理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已对牧区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汪中华（2015）构建了内蒙古草原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内蒙古草原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认为二者耦合协调度较低，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一些个案研究则探讨了矿产资源开发对当地环境的具体影响。苏伦高娃（2012）以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为研究区，探讨了该区近几年的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澄清了矿产资源开发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及影响途径。全占军等人（2013）基于专家评分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生态脆弱性模型，通过RS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内蒙古锡林郭勒胜利煤田的生态脆弱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研究区的生态脆弱性处于中等高度，煤田中四个露天区域的开采大大增加了生态脆弱性。此外，由于矿井排水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露天矿区周围的300—2000平方千米变成了生态脆弱的地区。随着开采的深入，整个煤田已演变为中度和重度生态脆弱区。苏楞高娃（2013）、康萨如拉（2014）、何春萌（2015）等学者也运用了GIS技术对工矿业开发引起的草原景观格局动态进行了研究，她们一致认为矿产开发使草原景观的破碎度提高，均匀度下降，景观的连续度遭到破坏，景观中所含信息趋于混杂，其结构组成趋向多元化。高迪（2104）以锡林郭勒草原矿区为例，探讨了煤矿开发对草原的污染，认为煤矿露天开采的整个剥采过程中产生的易散性粉尘（煤粉尘和矸石粉尘）是重要污染物，采矿粉尘排放不仅殃及周围数百公顷的草原，还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及家畜的健康。杜瑛（2017）运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苏尼特草原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工矿业开发引发了地质灾害、草场占用和破坏土地资源并对植被及地下水系统等造成严重影响，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受到严重干扰。

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工矿业开发对牧区社会的整体影响。韩念勇、郑宏（2011）从牧民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工矿业开发对牧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牧民的错愕和无奈。白永利（2010）认为工矿业开发使当地少数民族需要适应不断加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阿拉坦宝力格（2013）从资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内蒙古资源开发与牧区社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孔燕（2014）认为，内蒙古不仅是一个资源大区，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如何有效处理矿产资源开采与少数民族关系，对构建和谐内蒙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云毕力格（2014）认为草原牧区资源开发的本质并非是现代化或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则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意识的改变才是根治问题的关键，既要保证现代化的质量，更要保障文化多样性才能够实现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范晶晶（2016）以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改变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文化权利的关系。何生海（2016）认为内蒙古以工矿开发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带来社会与民生的全面发展，而且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魔圈，即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蔓延。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利益主体在草原价值观上的冲突、工矿业开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距离感、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草原私有化与整体性之间的矛盾等三个方面。

在工矿业开发对牧民的影响方面，一些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草原工矿开发的负面影响主要由当地牧民来承担，资源越来越少，富豪越来越多，农牧民越来越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2009）。当下资源开发利益的实现与当地牧民的生存发展需要存在距离感，资源开发项目的利益与当地牧民的利益形成二元结构；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对当地牧民生存发展的环境形成不良影响，其利益损失的补偿难以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王文长，2010）。肖莎莎（2011）以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工矿开发区为例，考察了工矿业开发中经济增长与牧民收入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与牧民收入增加速度的不同步导致大部分牧民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甚至一部分牧民生活水平下降，挫伤了牧民参与改革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那顺巴依尔、陈红（2013）在对锡林郭勒盟的工矿业开发进行田野研究后发现，工矿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对当地人群的贡献集中在持有学历的年轻人身上，而那些占多数的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有语言障碍的牧民并没有得到稳定的工作机会。薛茗文（2014）认为采矿业的过度无序开发利用对牧区特别是草原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以及国家围封、舍饲、禁牧、休牧等政策的实施对造成了牧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减少、失地牧民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阿拉坦格日乐和恩和（2018）对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和未开发矿产资源区的牧户收入与支出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工矿业开发对牧民生计造成了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工矿业开发介入牧区的复杂面相：一方面，工矿业开发成为推动地方政府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工矿业开发也展现了对草原环境的侵蚀、对牧民生计的扰动、对牧区社会的冲击等诸多负面影响。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牧区发展、草原工矿业开发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从整体而言，针对内蒙古草原工矿业开发研究多以经济学和生态学研究为主，而社会学视野下的牧区发展研究对工矿业进入牧区这一新的现象关注较少，目前尚缺乏工矿业开发对牧区稳定的影响以及如何选择切合实际的牧区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详尽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