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面积为13.2亿亩，约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74.4%和全国草原面积的22%。它地域辽阔，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额济纳戈壁，延绵4000多千米。它物产丰饶，在2330多种种子植物中，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100余种，受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分别有50种和47种；草原畜种资源得天独厚，有分布范围广、数量多的蒙古系地方品种蒙古马、蒙古牛、蒙古羊、蒙古驼、滩羊等，是全国畜牧业的主要产区；内蒙古草原也是煤炭、油气、铁矿、有色金属和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富集地，在33个牧业旗县中已知矿点、矿床、矿化点2000多处。它景色旖旎，千古传唱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唱了大草原的雄浑与壮美。天堂草原，有明珠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等六大著名草原就如同散落在凡间的明珠，使无数中外游客对其充满向往欣赏之情，甚至为之陶醉。它文化厚重，是牧民“栖居” 的世界及文化摇篮。牧民通过日常的牧业实践活动，与牲畜和草原形成一种连贯性和整体性的关联，在地方中产生情感和认同。与此同时，与牧民日常实践密不可分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孕育了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草原文化。它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韵味十足，丰富耀眼。

丰饶的资源禀赋，加之独特的生态文化，使内蒙古牧区在发展中极富潜力。1987年6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曾洞烛先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内蒙古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内蒙古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要注意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争使内蒙古成为我国下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诚如斯言，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发展对资源有强大需求而资源对工业发展又强烈约束的时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能源战略等发展战略的共同促进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意见》和《关于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在内蒙古自治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高潮，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依托资源区位优势，政府大战略引导，吸引大投资，开发大项目，发展大产业，面向全国主要提供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产品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陶建、苏新民，2002），内蒙古牧区矿产资源开发的速度也随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与矿产品消费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规律性。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内蒙古的GDP增速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被冠誉为“内蒙古奇迹”^[1]“内蒙古模式”^[2]等光鲜词汇。更让世人惊叹的是，自2012年起，内蒙古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超过1万元人民币，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跃上“双万” 台阶的省份（人民网，2013）。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特殊的机遇期、适当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是成就内蒙古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任军，2017）。其中，工矿业开发成了内蒙古飞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推器。从2000年起，采矿业已成为内蒙古的主导产业，采矿业利润由2000年的1.6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704.23亿元，占工业利润的比重由2000年的9.94%增长到2014年的54.20%。^[3](www.daowen.com)

在“工业强（兴）旗（县、区）”的发展口号和路径依赖下，牧区工矿业开发不仅成为内蒙古牧区“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之一（麻国庆、张亮，2012），而且成为地方政府解决长久以来牧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一顽疾的“灵丹妙药”。伴随着牧区工矿业开发的盛宴，牧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座座矿山突兀在草原、一条条铁路和公路延伸到牧区、旧貌换新颜的城镇。与此同时，被破坏的草原景观、生计窘迫的牧民等工矿业开发所带来的“现代性后果” 也不时见诸媒体。有研究表明，近些年来许多大企业纷纷来内蒙古草原进行矿产开发，发展迅速，且形成垄断之势。但这是典型的“总部经济”，虽然给当地就业和二、三产业发展带来机会，但直接实惠并不多，而给地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和污染等问题远高于所得到的实惠。出现了企业开发资源，地方付出代价，企业“吃肉”，地方“出血”的现象（盖志毅，2011）。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工矿业开发强势挺进内蒙古草原，传统的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相互抵触，工矿业对牧业生计的扰动和侵蚀、对牧民利益的影响、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生态保护等诸多矛盾叠加，使内蒙古牧区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如在2011年发生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5·11”事件和阿巴嘎旗的“5·15” 事件。有学者曾经指出，作为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域和民族特征消退带来的巨大政治、生态、经济代价是不可能由其GDP增长速度挽回的，而且一旦发生将难以逆转（郑易生、达林太，2010）。那么，草原工矿业开发影响牧区稳定的机理是什么？在工矿业开发的冲击下，牧民能够顺利转型从而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模式？如何使内蒙古牧区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已成为政界、学术界和利益相关主体所关注的热点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