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外资并购的绩效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产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分别对总样本按年份和产业进行了分类研究,结果表明,按并购发生的年份分类研究的结论比较相近,并购发生时除个别年份(2003年)不显著外,投资者均获得了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率,而并购两年半后的累计超常收益率均为负。所以,各年份发生的外资并购与所有外资并购样本得出的结论一致,即外资并购后绩效不理想,而且并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题材炒作,投资者对于外资并购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按被并购方所属的产业类型分类研究的结论显示产业之间差异较大：并购发生前后和之后两年半内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均得出了有些产业显著为正,有些产业显著为负的结果。对于产业之间出现的以上差异,笔者作如下解释：

第一,外资并购后的绩效在产业之间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包括广播电视通讯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在内的高技术产业的外资并购效果确实好于其他产业,这一点与黄丙志(2001)文相同。根据该文的观点,汽车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内的横向并购能够获得生产和研发的规模经济,应该是并购效果较好的行业,但我们的检验没有支持这一观点。可能与该行业外资股权份额不高,并购后没有实现真正的整合有关。外资暂时的目的仅仅是通过参股分享一部分的资本收益,或者是抢占市场、等待时机。(www.daowen.com)

第二,在股市中,各行业板块的外资并购题材炒作的程度有所不同,投资者对外资并购预期的理性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汽车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国内外技术差距较大,人们对外资并购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期望很高,因此该行业的外资并购概念成为了重点炒作的对象。相比之下,食品加工业、商业等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人们对外资并不寄予很高期望,炒作的程度也就相对较低。

第三,由于每个产业内的样本数量有限,企业之间的个体差异对所属产业的影响过大。作为分析基础的数据是被外资并购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价,本书仅使用了40余家上市公司数据,所以按并购年份和产业分类后的样本数量就比较少了。因此分类之后没有严格满足实证研究的样本数量的要求,具有类似案例研究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