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和时机受中国初始产业组织结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而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是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和企业三者长期动态博弈的结果。随着中国在资本和贸易领域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市场集中度将向着国际化产业集中度的方向收敛,又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普遍低于国际化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所以,未来市场集中度提高将是中国市场结构发展的主旋律。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将使市场竞争的气氛更加浓厚。在产业效率方面,代表先进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水平的跨国公司的参与,将最终扩大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产业效率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尚可以从中受益,但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还要靠国内企业的发展。如果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起点,我国产业的初始禀赋较差,跨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市场上轻易突破并重构进入壁垒,所以,国内企业仅仅凭借比较优势来获得核心竞争力是不能实现赶超国际水平的。现代工业文明200年的历史证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这个发动机的动力之源不仅包括市场竞争,而且包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自动产生的要素。企业层次上的战略远见和国家层次上的政策扶持对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府鼓励、支持和保护本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能力成长非常重要。国内企业的发展的意义不仅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增加产业的可竞争性,更重要的是增强国家竞争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跨国公司等外部力量进入的影响,一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或垄断的产业组织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进入,既可能给东道国市场增加垄断力量,也可能增加竞争力量,使原有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格局发生转变。原来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如洗涤市场、家用电器市场、汽车市场等)会因同类跨国公司的进入而重新进行整合,逐渐淘汰缺乏竞争力的厂商的结果是厂商数量减少、市场集中度提高。这是市场格局从竞争向垄断转变。原来垄断占优势的市场(如电信业、铁路运输业)会因同类跨国公司的进入而增加新的竞争因素,冲击原有的垄断市场,出现市场集中度下降。这是市场格局从垄断向竞争转变。

由此看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考虑跨国公司进入的外部影响因素,否则,决策者期望实现的市场结构与跨国公司影响下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方向可能会发生错位,以致削弱政策效果,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可能危害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建立与发展。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一般经济规模比较大,中国市场集中度提高将是主要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等,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中选取1196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结果表明,投资规模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有155家,占13%；1000万～3000万美元的有351家,占29%；500万～1000万美元的有162家,占14%；100万～500万美元的有288家,占24%；1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只有240家,占20%。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投资规模最大,高达1521亿美元。从销售收入来看,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有229家,占19%；5000万－l亿元的有120家,占10%；1000万～5000万的有330家,占28%；100万～1000万元的有220家,占18%；100万元以下的有297家,占25%。如此大的规模,对中国同类企业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界定垄断的产业规模标准就应进行相应调整：原来认为规模已形成垄断而要拆分的产业,在跨国公司进入后,为保持或增强其竞争实力,或许反而应该扩大规模。(www.daowen.com)

既然跨国公司进入会改变中国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使中国市场上原有的界定适宜竞争和达到垄断的经济规模的标准发生变化,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呢? 对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实行彻底的或大规模的限制,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我国政府宜将跨国公司进入作为影响中国市场结构状况的一个因子,制定跨国公司进入条件下的产业政策。

人们习惯用市场上企业数量来简单衡量市场垄断程度,而不管企业规模大小,也不管该企业对市场产量、价格等的控制程度。其结果造成很多企业规模难以提高。在跨国公司进入的情况下,这种判断标准应该更改,应根据进入的跨国公司的规模调整中国产业的规模。非此,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就不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

除了提高已有产业规模外,对那些规模经济显著、具有区域自然垄断性质和社会公益性质的产业的市场进入也应该加以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巨额的初始投入,规模经济发挥着优势,提高这些产业的进入壁垒与规模经济的要求是相吻合的。对进入这些产业实行管制的目的是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从而导致每一竞争主体规模下降,对同类跨国公司缺乏有效竞争力。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提高产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