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发布的《世界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41%,投资额同比下降4700亿美元。同期,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总额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可见,跨国公司参与中国经济的程度和增长速度都高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活动的平均水平。而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生产和要素的转移效应,更重要的是其市场机制效应,即跨国公司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影响了东道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速了东道国市场化的进程,加速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加快了产业组织结构的演变速度。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是与该国的产业组织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占有更高市场份额为目标,他们在东道国产业组织结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下采取自己的市场行为,而这种市场行为又反作用于东道国产业组织结构,影响和改变东道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状态和特征。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行为除了与东道国的准入政策相关之外,还受到东道国各产业初始组织结构的重要影响。各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在东道国政策环境下,跨国公司优势与国内企业的发展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一个动态相互作用的过程。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产业组织结构最终形成怎样的结果一直是人们担心和争论的核心。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以获得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因此,产业组织结构的最终取向决定了利益分配的最终取向。

学术界关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是否形成垄断的观点不一致。凯夫斯(Caves,1982)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跨国公司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达成。伯恩海姆(Bernheim,1990)认为,少数跨国公司同时在多个市场的接触增强了其默契合谋的动机^[1]。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菲什威克(Fishwick,1982)和戈雷齐(Gorechi,1976)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市场进入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这是因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将增加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从而使相应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降低。达斯(Das,1987)也认为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市场进入会提高东道国的市场竞争性。该文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于是得出结论：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将提高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www.daowen.com)

对于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市场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理论界也存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必然会利用其优势,控制国内产业,从而形成市场垄断(王允贵,1998；滕维藻,1999；张纪康,1999；闵宗陶,2001)。也有学者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王洛林等(2000)以全球500强在华投资项目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江小涓(2002)以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三个行业为案例,分析了吸引跨国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王洛林和江小涓文章的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虽然跨国公司有垄断愿望,但是随着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与改革,跨国公司不仅本身以竞争行为为主,而且是促进中国竞争性市场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其实,国内学者的两种观点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因为两种观点强调的方面不完全相同。前者强调在国内市场中,可能形成外国企业相对于本国企业具有垄断优势,从而压制本国企业,后者强调市场的竞争性和垄断性,认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在国内市场形成竞争性氛围,而没有比较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学者们虽然对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乐观程度不同,但他们强调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不是本质的对立,只有同时考虑问题的两个方面,才能更科学的权衡跨国公司进入对国内市场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