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的方式很多(参见本章附录2),随着外资政策逐步放开,新的外资并购方式还会不断出现。不同的外资并购方式下企业资产和所有权转移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并购效果。定向增发和股权协议转让方式相比,其对目标企业的资金效应就不同。定向增发具有双重效果：第一重效果是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第二重效果是战略投资方支付的巨额资金,最终流入了被投资方,成为后者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如果战略投资者是通过收购其他股东权益的方式进入被投资方的话(如皮尔金顿通过收购联合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耀皮玻璃股份成为耀皮玻璃大股东),就没有定向发行的资金效应了。我国历来欢迎各种引进外资的方式,定向增发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二级市场长期低迷,增发、配股、可转债等再融资方式屡屡遭遇寒流的情况下,定向增发无疑拓宽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继2002年青岛啤酒向美国AB 公司定向发行1.82亿美元可转债后,上工股份又向德国FAG 公司定向发行B 股。定向发行在我国证券市场并非新鲜事物。早在1995年8月,福特汽车以4000万美元认购了江铃汽车当时发行的1.39亿股B 股,并于1998年10月江铃汽车增发时,又以每股0.454美元的价格认购了该公司增发总股数1.3亿股中的1.2亿股,从而成为了我国证券市场定向发行的经典案例。后来,还有华新水泥等上市公司进行过B股的定向发行。

外国企业在中国战略性投资近30年的实践表明,外企更倾向于投资国内市场上的大型企业。而国内企业中,小企业似乎更迫切需要资金,也更需要战略投资者的辅佐。国内大型企业以向外国企业发行可转债或股票等形式引进战略性投资者的动机中,除协同效应动机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财务动机。以2007年法国赛博公司并购苏泊尔为例,二者并购兼具协同效应和财务效应。从苏泊尔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家族企业,虽然已坐上国内龙头老大的位置,但是面对爱仕达、美的、九阳等国内外竞争者的有力挑战,仅仅靠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五年内成为世界品牌,打入世界同行业前三”的目标似乎是不够的。通过并购,苏泊尔可以借助赛博在全球的销售网络,更加迅速地拓展海外市场。从赛博的角度看,在并购完成后,赛博将独家研发的红点技术和巧叠技术等全球专利转移至苏泊尔,从而实现这些技术的市场价值。在并购完成后的五年里,双方营业利润均呈现上升趋势,可见并购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也很显著。

那么对于国内市场,从增加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哪种类型的企业与外资结合的效果更好呢? 另外,在某些行业,国内大型企业通过出让股份引进外资,进而借力收购国内中小企业,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由外资驱动的行业重组行为。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引进外资带来的行业重组将给国内市场造成何种影响呢?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可能存在利益共享,但也不免存在利益冲突。本章将借用经典的经济学模型分析在这一系列的重组过程中,产业内各方力量的利润、动机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www.daowen.com)

在实践中,引进外资与外资并购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国内企业以股权转让方式引进资金达到一定程度即涉及外资并购概念。所以资金的转移除了导致生产能力的变化,还意味着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结构的转移。这与纯粹股权交易方式的并购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现有文献中,常常将引资和并购分割开来,如Farrell和Sharpiro(1990)研究了企业生产性资产变化的效果,却将并购活动排斥在外。而并购理论中,对资产转移的分析比较少。有些模型甚至完全忽略资产变动的因素。另一些模型中,为了显示并购的规模经济效应,虽然在成本函数中引入资产作为变量,但将并购活动中资产的转移简化为资产的合并。为此,本章分析了并购活动中,所有权和资产二者不同程度的转移对产业结构及社会福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