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投资理论的早期研究

美国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海默(S.H.Hymer,1976)是跨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探索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海默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随后,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其他理论。傅梦孜、江小涓和杜玲认为,早期的跨国投资理论大致可分为四类：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属于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跨国公司可凭借其特有的优势,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减少东道国企业的竞争,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形成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这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该类理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注重微观层次的企业行为分析和产业组织结构特征的分析。

2.贸易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的结合

美国学者弗农(Vernon R.)1966年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弗农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征,该周期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阶段,各个阶段与企业的区位决策、出口或国外生产决策均有联系。弗农在引入动态分析的同时,论证了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

3.市场内部化理论

1976年巴克莱(Buckley)和卡森(Casson)在《跨国公司的未来》(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一书中提出了市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关注的是市场组织成本引起的不完全竞争形态,尤其是中间产品市场的缺陷。企业是在市场缺陷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润,当中间产品的市场存在缺陷、市场交易成本巨大或市场难以组织时,企业会“绕道而行”,改用企业所有权联结并控制各项活动,即以内部市场作为代替。当开辟内部市场的行动跨越国界时,就出现了跨国公司。该理论影响深远,从发表至今四十余年被引用了8000多次,但它也受到了交易成本理论的挑战。2003年,鲁格曼(Rugman)检验了巴克莱和卡森所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的持续有效性,结果表明,尽管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巴克莱和卡森在1976年提出的理论仍然如灯塔一样指引着前行的方向,是研究跨国公司的一个绝佳起点。

4.综合理论

综合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学者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1977年发表的《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跨国公司：折衷理论的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该理论,并在1981年出版的《国际生产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当时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向着四个方向发展：一是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跨国公司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拥有的净优势,集中表现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二是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研究,集中表现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三是根据生产区位理论研究跨国公司为什么在某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四是厂商理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内部化理论。邓宁认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所长,但是都只对外国直接投资作了部分解释,缺乏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技术转让结合起来的一般理论。

邓宁试图综合市场结构与不完全市场假说,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框架,对跨国公司及外国直接投资现象作出全新的解释。其结论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就是他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理论模式。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将优势转移给外国公司,也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转移给外国公司。因为市场交易有许多不确定性,如增加转让成本、合同执行的变化等,所以内部化转移所得的利益要大于市场交易之所得。模式中的三个因素各有各的重要性,相互结合形成企业对外经营的整体优势。所有权优势是基础,是企业对生产投入的必要条件；内部化是实现这种优势的载体；区位优势是实现上述两个优势的充分条件,三者的结合,相互影响,使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在吸收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使国际投资研究向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方向发展,受到广泛的重视。

(二)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跨国直接投资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验证、补充、修正和发展了原有理论,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

1.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跨国投资数量的增加、投资领域的拓展、投资方式的不断变化,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事实基础,因此近期跨国投资的理论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检验和修正。例如,巴特利特和戈沙尔(Bartlett和Ghoshal,1998)扩展了弗农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不同于弗农理论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弥补了弗农的理论缺陷。还有研究者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

2.研究跨国公司的新特征(www.daowen.com)

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一直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动机正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跨国公司的目的是逐渐向实现全球经营战略目标转移,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投资能否发挥竞争优势,主要包括技术开发与资源互补、技术垄断地位的维护以及区域配置优势等方面。因此,对跨国公司新特征的研究,成为近期跨国投资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1)柔性化管理的特点日益突出

巴克莱和卡森(1998)认为柔性化管理是当今跨国公司的特征之一。在他们构造的动态模型中,对诸多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中的因素包括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柔性化和实际真实的选择、组织变化(又包括对子公司的管理、对雇员的授权)、合资和商业网络的合作、企业家精神、管理和公司文化等。在动态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依靠柔性反应,柔性力正不断地重塑着世界。

2)研发密度决定企业的跨国发展

因为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邓宁认为研究开发密集度高的公司更易发展为跨国公司,以便从事国际化技术创新和转移。各公司不断构建、培养、发展、锻炼其内在技术能力或隐性技术经验,是在外部竞争压力下进行的。研究开发(R&D)是跨国公司扩大国际竞争力优势的源泉。研究开发所创造的特定中间产品和知识在跨国公司各机构之间的转移可以通过内部转让定价来实现,这种方式有效地组织了中间产品和知识的交易及国际转移。一定程度的技术实力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3)政府与跨国公司关系在变化

在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核心理论中,政府的作用并不受重视,甚至常常被忽略。在弗农的产品周期论中,企业的产品周期是决定对外投资与否的关键因素,产品周期论分析了企业改变生产区位的动态过程,但是这一理论未涉及政府在企业跨国选址中的作用；海默创立并由其导师金德尔伯格加以完善推广的垄断优势论,分析了竞争劣势导致附加成本的原因,认为竞争劣势既可能是由文化、法律、制度和语言差别引起的,又可能是因为远距离经济活动带来的通信开支和误解造成的,但该理论没有提及政府干预会改变处于垄断优势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巴克莱和卡森创立的内部化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和信息市场上的不完全性使企业交易成本上升,因而企业需要从内部化市场上寻求效率,以内部化机制取代外部市场。在他们的分析中隐含了政府干预会增加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这一条件,从而影响投资者与政府间利益转移及分配的可能,但是内部化理论并未展开对政府影响的分析。

政府的作用在邓宁的折衷理论中得到了体现。邓宁在区位优势分析中将区位优势分解为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前者就是自然赋予的区位资源,邓宁把它称作“李嘉图禀赋”,后者是人为创造的资源,包括文化、法律、政治及制度环境、市场结构、政府法规和政府政策。自然禀赋常常是长期积累、不易改变的一个静态因素,属于硬环境；政策、法律、政治和制度等因素易于改变,并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急剧变化,被称为软环境。邓宁的阐述揭示了政府在改变区位资源中的潜在作用,直接投资政策是区位因素中一个特殊因素(Dunning,1992)。劳尔(Lall,1995)在邓宁的“三优势”范式下发展了直接投资的寡占优势论,在寡占优势中除了与垄断优势和所有权优势相仿的管理、技术、营销、融资等企业特定优势外,还包括企业在东道国政府的谈判中获取政府让步或激励政策的特殊能力。

19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跨国公司与政府间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关系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跨国公司谈判能力的研究。由此引发的主要论题包括：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来自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业特点、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联盟形式、网络组织形式等。国外学者提出了跨国公司谈判能力理论(bargain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不可避免地处在相互对立的谈判之中。跨国公司拥有控制资金、技术、国际市场渠道等议价权力,东道国则握有当地市场、廉价资源等议价权力。20世纪70年代,东道国政府掌握较强的议价权,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体制的开放,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议价筹码也越来越高,到了90年代,母国经济和东道国经济都更多地受到了跨国公司战略的影响,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4)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趋势

跨国公司拥有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他们大量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并使其逐步独立于跨国公司的其他职能,专门从事研发活动,因此通过跨国公司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球的90%。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趋势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首先,完全在母国进行新产品的技术研发是不经济的。在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产品差异化竞争的压力下,跨国公司必须将不同类型的产品分别设在不同的技术研发基地。母国之外的研发机构大多数都是以适应性研究为主,而真正从事前沿基础性研究的还很少,同时为了保持研发技术的领先地位,减少技术外溢效应,跨国公司的海外技术研发机构倾向于独资或控股的形式。其次,研发需要合作。任何一家公司乃至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研发所有领域的先进技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发达的科技大国,国内科学技术的供给也只有三成,其余大部分要靠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和合作获得(邱嘉锋,2008)。

库姆勒尔(Kuemmerle,1999)提出,研发国际化的驱动力来自增加公司现有知识存量或利用这一知识存量。FDI用于研究开发的投资主要用于如下两个用途：一是增加公司已有的知识存量,二是利用这一知识存量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另外,研究者还从区位的角度,提出跨国公司的集聚与国家的竞争优势有关。一国的创新机制特征包括高等教育、知识产权法、用于研究的公共基金、风险资本结构等,这些因素形成一个区位的外部环境,使得不同国家对FDI的R&D 行为具有不同的吸引力。这种观点暗示,虽然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企业可能在短期内更多地利用母公司的知识存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有可能开始对研发活动进行投资,进而增加母公司知识存量,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研发国际化的问题不仅引起学者和企业的注意,也日益引起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关心。欧盟和美国商务部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对研发全球化趋势和影响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研究。

陈健、徐康宁(2009)以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制造类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从事海外研发活动的动因,并深入探讨了这些研发活动的区位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从事海外经营时间长短、海外生产规模大小都对其海外研发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要素禀赋差异、经济地理因素则对这些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选择存在着重要影响。

虽然国外跨国投资理论日臻完善,但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西方跨国投资理论和利用外资理论对我们是否有借鉴意义,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的问题? 多年来,我国学者研究吸引外资问题,不常使用国外跨国投资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在查阅国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学者或直观或隐含地对使用国外跨国投资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贴切性提出了质疑。虽然我们不否认中国的国情有其特点,中国利用外资的过程和碰到的问题也有其特点,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否独特到了需要一个与西方跨国投资理论迥异的分析框架的程度呢?

截至2019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利用外资的方式仍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以新建投资为主的引资方式与其他国家以收购兼并为主的引资方式有较大差别；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合资企业为主,与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投资以独资企业为主也有较大差别；跨国公司主要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并没有同时作为研发基地等。但是,从长周期的动态趋势来看,中国市场的跨国直接投资正在逐渐与其他国家市场的特征趋同。跨国并购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视,其份额将明显上升。最近几年,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上升,新设企业中独资的比例已超过合资的比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正在出现由制造环节为主转向制造与研发并重的趋势。以上这些变化都是我国市场的跨国并购正在向世界看齐的信号,因此在研究我国跨国投资问题时,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适宜的,但是可以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用。实际上,这些分析框架即使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投资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因此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适宜总是相对的。借鉴西方跨国投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对于理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和提高我国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