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结构和技术条件变动的影响，融媒体时代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多地表现出了价值治理的倾向。价值治理也即意味着基于“民心政治”的治理，其以物质满意为基础，不但可以为整体社会成员提供道德的依托，并且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长期的心理期待。融媒体时代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正是在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应用的过程中，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互嵌和新秩序的形成，从而为所有社会成员勾画出人人向往的“未来社会图景”。在新的社会图景中，首先是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可以带来物质资料的丰富，通过有效的分配政策，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的需求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其次，新的社会图景也为整体社会成员提供了道德情感上的依托，也即基于自主治理和分散秩序，社会的道德判断不再是由某一强权强力灌输的结果，也不再是不同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舶来品，新社会秩序的道德来源于社会成员同意。在相对松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个体成员可以自主选择不与总体社会秩序相违背的次秩序以满足自身需求。最后，在物质满意和道德依托的基础之上，新的社会图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可以期待的未来，也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这种图景就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的国泰民安、生活富足、个人幸福。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推进过程中，价值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以融媒体为工具手段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价值治理也需要阶段化的推进路径。在城市精细化治理价值治理的第一阶段，政府借助于融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则通过相关的融媒体平台向政府部门反馈服务的执行情况，由此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中政府服务和监管的不缺位和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之上达成价值治理的初步共识。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价值治理的第二阶段，社会公众通过融媒体平台向政府部门反馈个性化的诉求，政府则通过购买服务、自身提供服务或引入第三方服务等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增值服务，也即政府作为一个治理平台，借助于融媒体的手段实现了与社会公众的有效对接，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治理的统合，这是走向价值治理的必经阶段。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价值治理的第三阶段，政府通过构建开放式的治理平台，发挥治理的价值引导和规则监督作用，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创业中来，从而实现共享式治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价值治理的新秩序。

在新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城市精细化治理是未来我国城市治理的努力方向，并且我国政府也已经开始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初步实践。笔者认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的更高阶段任务。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逻辑源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单位制解体、新经济形式兴起、网络社会崛起后造成的解决政府职能不适、能力不足、潜能受限等问题的现实需要，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关键症结即在于城市治理中政府机构同社会个体的连接中断。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政府与社会个体连接重构的过程中，融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工具手段，其通过为社会个体与政府机构的主体互嵌搭建平台，既可以在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发挥助推器的作用，也可以为新的治理秩序形成提供可能。

在新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也即城市精细化治理包含了市政、环境、交通、规划和应急等多个专业条线及街镇一个综合模块，如何将诸领域专业化管理的效能传递到基层的综合性治理体系之中，破解城市管理“最后一公里”难题，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能级提升的关键。以融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可以通过助推政府体制机制创新、弥合制度运作缝隙，在治理成本与治理绩效之间找到平衡支点，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能级的持续提升。这也意味着在融媒体兴起的当下，城市治理要以融媒体为工具手段，一方面合理确定政府边界，做到治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发挥价值引导治理的作用，引导社会和市场资源进入城市精细化治理，鼓励公众献计献策、平等参与，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结合。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城市精细化治理也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就是依靠新技术手段的精确管理，大数据、智能化、融媒体的应用都要服务于城市政府的监管需要。但新技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是巨大的投入与产出往往不成正比，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有效治理信息的抓取还没有成熟技术，实践中高歌猛进的城市智能管理技术往往投入巨大而成效不足，并由此造成了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认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公共服务的完备完善，只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即可解决问题。城市精细化治理也有其承载力的边界，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如何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不得不考虑的约束条件。总结而言，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过程中，我们要瞄准于当下城市治理问题的症结，在重构政府机构与社会个体连接的过程中，寻找更多诸如融媒体一样的有效治理工具，探索集约高效的城市治理新路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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