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形式的变动也带来了城市治理秩序调整的实际需要。从历史维度观察，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是以雇员关系为基础组成了社会的基本形态，稳定的机构、有效的分工，伴随着流水线生产所带来的低成本和高效率，让工业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个体隶属于生产、服务或管理组织，组织与个人之间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主体结构。但随着个人的能力发展对于组织界线的超越，以及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对组织无限扩张的限制，组织的管理外包、服务外包、生产外包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兴起，个人无须加入组织，而只需要借助于相关平台开展自我劳动即可实现自我价值。如淘宝平台上的个体经营者、快手平台上的主播，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已经不是隶属关系，而更多地表现出了合作关系。个体依托于平台而不隶属于平台，双方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和“忠诚度”判断，关系更多地表现出了虚拟化和变动性的特征。这种以“原子化”的合作关系构成的当代社会基本特征，给原本以组织为载体的城市治理秩序带来了挑战。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融媒体平台的应用给原子化的个体达成新的治理秩序提供了可能。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对于秩序的达成主要有三条基本路径：一是强迫的秩序，也即政府或者强权机构，可以通过资源控制和思想控制，从而实现对于个体或组织的控制，并且按照相应的计划，组织形成新的秩序。^[15]二是可以计算的秩序，认为个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选择行动模式时会根据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共同组成的社会相互依赖成本来综合考量。理性的个人在考虑要造成制度性和宪法性变迁时，会努力把这些相互依赖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在此基础之上构成新秩序。^[16]三是学习而来的秩序，也即组织变革理论认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组织不得不进行持续性的变革，而在组织变革中，通过组织学习让群体成员获悉变革的必要性以及个体收益，并习得变革所必备的知识是新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17]在新经济条件下，强迫的秩序并不符合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可计算的秩序和学习而来的秩序成为新秩序形成的理论基础。融媒体平台正是通过为群体成员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让群体成员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自我选择，从而为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在融媒体时代，以个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提升为导向的城市精细化治理，其新秩序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分散的秩序和自我治理，也即社会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所有秩序的形成都首先是个体成员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之上形成次秩序，并由次秩序共同构成了社会运作的总体秩序，而融媒体则在其中扮演了工具角色。(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