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精细化治理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城市精细化治理需要用除法思维找到政府、社会和市场共治的最大公约数，以此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积极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发掘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同兴趣点，并以此为抓手，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总体格局。如城市治理的广场舞扰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中老年人有公共空间活动的需要，周边居民有安静休息的需要，基层政府又暂时无法提供足够场地的困境。但在实践中政府通过放开市场和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鼓励相关企业通过组织广场舞比赛等活动，将户外活动的人转移到室内，不仅实现了企业盈利，群众满意，也解决了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在新加坡，政府通过开放数据，通过提供专项资金，培育专业人才等形式，鼓励社会力量运用大数据设计经济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的方式，将国内企业的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个人的职业规划相结合，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大大提升了市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在新时代，上海城市治理已经经历了“大建设”“建管结合”和“管建并重”量的发展阶段，现在正在走向管理精细化质的发展新阶段，这也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大数据的时代特征，把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重视城市建设一样重视现阶段的城市治理，用当年搞城市建设的劲头来抓好精细化管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