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崛起带来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全面变化。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方面，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与个体的交往和互动大多建立在面对面直接互动和认知的基础之上，由职业决定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职业相伴随的规范和社会期望共同组成了城市社会中个体与个体关系的基础。但在网络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最大特征即是匿名化，网络的跨时空属性使得人际之间的沟通不再受到地域划分和职业分工的制约，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更多地呈现出价值观和兴趣导向的群体和特征，并且这种新的群体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地域性社会规范。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从属于某个群体，群体内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产生更大的收益，这是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基本逻辑。^[34]已有人类社会学研究也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比地球上其他生命体更具有力量，最主要的因素即是人可以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的行动。^[35]但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得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网络知识的公开化使得个人可以高效率地运用网上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集成，个体的努力不必再拘泥在固定的社会群体之中；另一方面，网上社群的兴起也使得社会个体的脱域性愈加明显，个体不需要再从属于某一具体的固定社群，却又可以同时从属于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群体，网上社群同实际社群产生了明显脱节。

网络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这些关系变化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城市治理的瞄准机制开始失效。由于网络社会的匿名性特征，虽然互联网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使命，^[36]但其匿名性却使得政府难以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从而也无法进行政府内部资源的相应配置。也即在千变万化的互联网信息中，政府虽然能够收集社会舆论的信息，甚至是某个特定个体的信息，但政府的规模化、法治化运作机制同社会个体原子化、分散化的结构之间却出现了脱节，政府无法准确地将政策对焦到个体，城市治理的瞄准机制开始失效。其次，网络社会中社群的易集聚性和隐蔽性也使得政府面临更大的社会风险防控压力。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群体的聚合和集体行动需要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即集体行动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并且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这个准备的时间和过程也给政府的分段控制和分布式防控留下了及时反应的时间。但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群体成员的集聚不再需要大规模的行动发起，网络的便捷性可以使群体成员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发起为了共同诉求的集体行动，这给政府社会风险防控带来了效率和能力的挑战。最后，网络社会的跨地域性加剧了政府的信息识别和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网络社会的跨地域性可以使得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无利益关系人群、在本地的人群、不在本地的人群、真实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人之间产生不同的信息组合，这种信息既可以是身在外地的无利益关系人群通过网络发布针对本地的非真实信息，也可以是身在本地的外来人口发布针对本地的真实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政府本身都不具备完全的信息辨别能力，城市政府的信息收集和辨别能力面临更大的危机，城市治理的潜能也在辨别有效治理信息中被消散。(www.daowen.com)

可以说，单位制的解体、新经济形式的出现、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三大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已有的城市治理体系面临着职能不适、能力不足、潜能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这也即是通过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转变、动力机制嬗变和工作理念升华，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社会个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未来美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