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跨入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平取向和民生取向，由此带来了城市治理总体思路的变迁。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目标以来，学界将社会治理精细化拓展到城市治理领域，并着重从信息整合、条块整合和社会资源整合三个视角探究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路径。

第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信息整合模式，即通过信息系统的整合，弥合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福利与便利的缝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治理的精细化。^[9]具体的实践模式包括：将应急部门聚合起来，建立管理联动平台处置机制，以快速处置公共危机，维护社会的稳定；^[10]将门户网站、热线电话、市民服务大厅等连接起来，构建起综合性的政务信息平台，以满足社会公众的一站式服务诉求；^[11]将服务职能整合，建立全模式的社会服务管理监督中心，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统一监管的需求。^[12]也有地方依靠云终端重构信息传输模式，如上海徐汇运用云计算手段将工商、质检等系统连接起来，建立社会治理信息数据中心，实现了社会治理的信息整合；^[13]北京以云服务方式聚合城市管理，建立了智慧化的大城管，以期突破基层社会管理的条块分割；^[14]深圳罗湖以征信体系建设为抓手，以此推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朝着数据治理方向发展。^[15]总体而言，政府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和技术力量倒逼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信息整合模式的两条基本路径。

第二，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条块整合模式。已有研究认为，化零为整，强化末端治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常用实践方式。^[16]如将基层各个条线的服务职能进行融合，建立起“一核多元”的组织机制、^[17]“一合三调”的服务模式、^[18]专业化和技术化为支撑的操作系统^[19]等。在具体实践中，网格化的系统整合和流程再造等方式是我国当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最主要方式。^[20]网格化治理是国家在不触及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框架下，面对复杂化的环境，构建起的多元整合、自上而下的管理单元设置和基层力量整合模式；^[21]网格化治理在实际运作中提供了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精细化的、个性化和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覆盖，有助于推动政策的精准化。^[22]近年来，大数据的使用更是强化了网格化的整合功能，^[23]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治理绩效。^[24]总体而言，以网格化为代表的条块整合作为当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要实践模式，其承载内涵也在不断提升。(www.daowen.com)

第三，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社会资源整合模式。通过规则明晰化和系统建构将社会治理的各主体纳入治理系统，^[25]建立起政社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城市精细化治理资源拓展的基本思路。^[26]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但要做好加减法，把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和社会，还要专注于政府监管和政府服务的核心职能，以更好地发挥裁判职能。^[27]在具体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主体参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资源吸纳的主要方式。这其中，社会组织参与被认为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依托力量；^[28]其制度设计主要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29]即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并以制度化方式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30]而市场力量作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一元，政府往往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其纳入城市治理的体系之中。^[31]总结而论，推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有效路径。

已有研究从技术、机制和资源三个方面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逻辑提供了总体思路。但已有研究也存在相应的缺憾，具体而言，即是现有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思路更多地关注于政府内部的信息整合、部门整合以及社会资源整合等政策供给方，而较少关注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客体，也即当下的城市精细化治理在事实上针对的是“想象中的社会公众”这一抽象概念，这极易造成城市治理政策的“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并最终造成城市治理的社会公众获得感不强、满意度不高等问题。基于此，本章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主体的连接关系重构，以提升社会主体的感受度为重点，分析如何通过促进政府与社会个体的主体互嵌来实现治理体系的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