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研的实施并非出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压力的回应抑或是特定社会事件的驱动，而是上海市政府的主动施政，处于省级地位的“中层政府”及其各个所属部门在大调研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17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到任后不久就强调要在全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在2018年工作伊始就亲自带队开展了对虹桥商务区的调研和视察。2017年12月，在市委学习讨论会和市委常委会等多个场合，李强书记又多次谈及大调研的推进思路，即“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下去就都是办法”。^[31]此后，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又在不同场合对大调研提出了具体要求。结合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可以认为，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表率作用本身就传递着驱动下层政府的强烈信号。如2018年4月16—27日，上海市民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环境保护局、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12个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在网上直接公开与市民对话，以广泛征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征集相关解决方案。在大调研开展之后，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又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多个会议中强调了大调研的推进思路。由此可见，大调研从设计到出台再到实施，上海市委、市政府都始终在发挥主导作用，并成为驱动基层政府积极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驱动力量。

非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非来自社会公共事件的压力，大调研的实施意味着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在官僚制体系当中处于中间层次的省市级政府成为激励辖区内各级政府积极深化改革的驱动力量。这意味着在中央集权和高压问责的政治背景下，“分权化威权主义”和“复合型官僚制”的结构性作用依然存在，以至于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布置的改革蓝图内继续探索能够符合中央意愿的社会治理方案。换言之，顶层设计固然是深化改革的客观需要，但单一制大国治理的难度决定了中央很难细化到统筹各个地方的改革方案。基于此，中层政府的积极作为便会成为激发地方政府活力的新的有效动力机制。大调研发起主体在政府组织体系中所处的“中间”位置，成为“中层驱动”在主体层面上的典型特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