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共安全风险呈现显著的全球性、长期性、不确定性、高度泛化等特征，风险应对不再是政府独当一面能够解决的事情，我国也提出了“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在实践上，发达国家一直重视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例如，日本作为自然灾害最为频发的国家，十分重视多元主体间的协同互动，其中政企协同治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例如，东京都政府要求企业担负社会责任，建立一套企业自身的应急防灾体系，制定防灾规划和应急手册，组织动员企业员工开展各类应急活动，进行应急培训和模拟演练，保证企业内外的安全[28]。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有其重要的意义。

从体制机制看，新兴技术重塑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影响国家治理的决策方式，赋予国家不同于传统的角色并“赋权社会主体”，构建“更为平权化的治理模式”，乃至形成“多元与开放的治理结构”[29]。而风险社会的复杂性与严重性也一再警示我们，单靠政府一方力量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人工智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应从传统单一政府的全权管控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

从治理成效看，在智能技术支撑下的多元主体参与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方面，政府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决策更加科学化、智能化，提升了决策的精准程度，避免了传统决策存在的诸如治标不治本、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另一方面，企业积极参与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安防产业为例，根据Juniper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数据，全球智能安防市场规模将从2018年的12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50亿美元，年复合高达30.26%[30]。我国的智能安防产业发展强劲，科技厂商竞争优势明显，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又比如，我国特种机器人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各种类型产品不断出现，在应对地震、洪涝灾害和极端天气，以及矿难、火灾、安防等公共安全事件中，对特种机器人有着突出的需求。2019年，我国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7.5亿美元，增速达到17.7%，高于全球水平。其中，军事应用机器人、极限作业机器人和应急救援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分别为5.2亿美元、1.7亿美元和0.6亿美元。到2021年，特种机器人的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望突破11亿美元[31]。(www.daowen.com)

然而，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同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决策应建立在技术协同、数据协同、部门协同、主体协同的基础之上，但当前技术壁垒、数据孤岛、部门推诿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成效。与此同时，忽略企业主体参与或者企业被强制性纳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法制化与标准化程度不高，导致过程无序、行为失范等。那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安全善治的工作上，该如何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