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行政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曾提出“预见性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的治理理论。他们强调，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即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在做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

可见，在风险识别后，预防预控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现代化的应急预案则是公共安全风险预防预控的“杀手锏”，其可以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然而，由于一些预案更新不及时、前期缺乏组织演练等原因，前期预控能力不足，存在组建临时指挥机构，短时间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试图通过非常手段尽快化解危机。这种高成本化解公共危机的方式，容易造成本来就不富足的应急资源浪费，而且还会给政府公信力造成难以估量的损伤[26]。(www.daowen.com)

由事中应对为主向事前预防预控、事中及时应对并重转变是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必然要求与基本趋势。一方面，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各类风险因素、致灾因子进行分析与评估，构建不同的灾害评估模型、信息扩散模型等，智能化研判灾情发生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可进行线上模拟应急演练，对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论证与检验。同时，在正式决策前，可采取相当广泛诸如采样、测算、实验、估值、分析、评判、检验、评级、测试、建模以及督查等一系列行动进行概率计算方式[27]，不断优化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精准性。如上海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围绕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实现趋势智能预判、态势全面感知、隐患及时排除；青岛建设智慧交通综合管控服务系统，绘制全岛道路安全防控“一张图”，提升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响应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