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内向型”“封闭型”的管理模式居多，即风险应对的组织机构以政府包办为主，各类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边缘地位，缺乏民意广泛表达的机会。加之当前公共安全风险复杂程度高，波及范围广，单靠政府部门自身治理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全面兼顾，社会参与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突出。相较于统治（government）、管理（management）而言，治理（governance）更强调协调与合作，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以较为正式的关系构成一个开放的整体系统，通过共享资源、联合结构、责任分担等互动方式使得各主体间相互协作、共同行动，从而有效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1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新时期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指引了方向。

因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不应只是单向度的治理过程，企业、社会组织、高校智库、公众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亦不可或缺，社会成员共建共治共享将成为最重要的底色[18]。这种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充分合作、取长补短、有机协调的基础上，以形成“1+1＞2”的治理成效。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提供便捷高效的功能，迅速将线上线下各方面、各类型、各群体等治理主体聚合在一起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共同体，发挥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能量[19]。(www.daowen.com)

其中，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制度安排，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20]。同时，增强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充分调动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加强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特别要充分发挥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第一线的基层组织和广大民众的主动应对能力，加快队伍建设和能力培养。例如，上海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按照“三级平台”的原则，在市、区、街镇分别设立了相应的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设置了地磁点位、水位监测、烟感监测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场景，使得城市运行有了“大脑”支撑，区里有“中脑”，街镇有“小脑”，村居也有了“微脑”，在帮助村居干部减负之余，也让基层治理更加高效精准[21]。北京正推进全市统一的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建设，对市、区、街乡镇、社区村、村居民、驻区单位组织等依照权限开放式使用。初步设想是构建“一库两平台”。“一库”指城乡社区基础数据信息库；“两平台”中一个是社区服务平台，加强居民参与和部门交流；另一个是社区管理平台，加强社区的人员、机构等日常管理[22]。